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说我们社会总体上是协调的，但是还有六个方面九个重大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注意“很不平衡”这个词语，这是令人印象最深的。六中全会的表述叫三个“最”，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这八个问题就叫三“最”，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用老百姓的说法，老百姓说四座大山（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压着你呢，关键是三条蛇还咬你呢？什么蛇？黑蛇，白蛇，眼睛蛇。黑蛇指的是法官，法官穿黑袍，叫黑蛇。司法不公非常严重，大家都会看得见，杨佳的问题，周老虎的问题，这些都是源头的问题，连法律程序都不公正，因为程序不公正危及到每一个人。你说你放走几个罪犯那是支流，程序不公正那就是水源。比如该公开不公开，自己规定的程序不按步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你落在它手里头，你就是一弱者，所以这是一个水源的问题。老百姓把它比作黑蛇。还有白蛇，白蛇就是你上医院，白大褂也咬你啊。眼镜蛇什么意思？你的孩子一上学，眼镜蛇就咬你啊，因为学校里老师戴眼睛的多，所以眼镜蛇就代表学校。

    城乡区域和经济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造成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什么问题啊？前些年他们曾经讨论过改革成功，还是失败？当时我就说你们不要讨论了，你们非要讨论就翻开邓选第三卷翻到第139页，邓小平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你们还好意思说吗？两极分化，四个指标体系，或者说五个。第一个基尼系数，这是朱镕基总理在他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中他引用的这个指标。基尼系数简单说，如果算的结果是0.2，平均；如果是0.4，警戒线；0.6，不平均。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城市0.16，比那0.2还低。城乡加一块0.34，所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国。后来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第二句话“社会主义还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三句话“共同富裕也不等于同步富裕”。这三句话如果你把它量化了，注意是先后。先多少年？我们说三代人。也就是我是一个穷孩子，但是在一个穷人的家庭，我要财富，没有，要声望，没有，要权力，没有。但是我脑子一般般，我就可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我就继承了一定的人类文明成果。我初中毕业以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我又没有吃喝嫖赌抽这些恶习。怎么样？等我当了爷爷了，我的孙子还穷呢。那叫后富吗？那叫不富。所以有人说你不能把小平说的先富后富解释成一万年，说我们家比你们家先富一万年，那叫诡辩。一代人都致富不可能，两代人也急躁了，三代。就这么简单。

    那什么叫“不等于同步富裕”？国务院规定，169家大型国有企业，前两年，现在有的可能合并了。就在下文那年，是国务院直接管的16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二把手的年薪是全员平均年薪的12倍到14倍。这就是量化了。也就是全员年薪十万，他是老总，他一年120万，不得超过140万。美国现在也规定，银行家是全员平均的五十倍。所以我们说，根据小平的这个先富后富，又不是同步富裕。我们觉得单位内一般不要超过十倍。社会上不要超过百倍，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有能人，比如姚明。2米26，又长了3厘米，2米29，他26岁还长个，你有这本事吗？所以没有人仇姚明，说姚明你怎么一年成千万上亿啊？没有人仇他。所以老有人说中国人仇富，胡说。中国人从来不仇富，中国人仇的是腐。孔子说，邦有道。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如果你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个和谐的社会，那么就有道了。在这样的社会里贫穷是耻辱的事。如果邦无道，你还没建成一个法治国家，还没建成一个和谐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你富有，同样是一个耻辱的事。所以说人家美国国会决定50倍。平均两万，银行老大100万。我觉得百倍也可以，但是千倍万倍就荒唐。不管什么情况，就不能达到千倍万倍。所以说我们国家呢，贫富差距。先富后富共同致富，又不等于同步致富。我们给量化了，就是单位内十倍，社会上百倍，坚决反对千倍和万倍，就这么简单。当然我反对吃大锅饭，我们不是说平均主义就是好东西。但是30年以前我们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国，30年以后我们就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比如说《改革内参》2008年第十九期第48页，刊登《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财富的集中程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比两边高叫极大值，又比两边高我们又称之为极大值，所有的极大值里最高的叫最大值。中国的两级分化是最严重的。中国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新贵家庭”数量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千分之七。但是他们却掌控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已有的960万户“新贵家庭”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的33.9%。可见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的中国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世界比较大概是十倍作用。

    这个是统计吗？不是。是估计吗？不是。是估算，它介乎于统计和估计之间。所以说我们可以参考，而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说2008年亚太财富报告，截止到2007年年底。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在我们中国一共有41.5万户，人均510万美元。亚太地区人均是340万美元。所以说中国这些先富的人，他们人均是510万。那么510万美元乘41.5万户，大约就是2.1万亿美元，约等于前两年全国一年的总产值，这个贫富差别可了不得。还有一些佐证，比如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的额度，全世界第三了。美国第一，日本第二，我们第三。按这个速度到2012年、2013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奢侈品第一消费大国。还有一些佐证，比如说售价1万元以上的路易十三，高级法国白兰地，在中国的消费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有些地区的年增长率达到300%。最贵的车，宾利，2005年在中国卖了91辆，这是宾利销售部公布的。那么北京占了其中的50辆。最贵的一辆宾利1188万。去年车展，2000多万的一台车立即被买走。所以老百姓编了一个段子，“打开宾利往里看，里头坐着王八蛋。先枪毙后审判，基本没有冤假案。”北京香格里拉情人节套餐，99999元。简单说10万块钱。那么上海每个月用刷卡消费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三千个人，拿现金的不知道。去年《改革内参》登了一个报告，叫《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调研报告。它说灰色收入大约一年4.4万亿，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约等于四分之一。其中银行系统金融系统它的灰色收入一年两万个亿。包括什么呢？纳了所得税的我们叫白色，逃了所得税的叫灰色。非法受贿得来的钱我们叫黑色。出国挣的钱叫蓝色，享受特权红色。每个人的收入分五种颜色。比如有人问我，老周你有没有红色特权。有，体制内都有。学校分一套房，约等于80平方米。1998年分房的时候成本价1480元约等于1500元，现在四环以内均价18000元，80平方米的房子交多少钱呢？由于我有四十多年的工龄，扣来扣去交了58000元，我就有大产权，人家外国人都听不懂，这都叫中国特色。我那房子现在就是100多万了。如果我就一套房子，它涨成一个亿也没有意义。如果我有两套房呢？北京市老局长、老处长人家平均五套房。

    北京常务副市长王宝森，陈希同同志对王宝森的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引咎辞职。那么王宝森自杀了，他自杀的时候名下的房子126套。这就叫红色特权。根据他们的调查，我们国家的高收入，2007年税务总局定了个统计口径，就是年收入超过12万元人民币我们称之为高收入。吴仪副总理去年她说，她说连国务院给她的保姆津贴都算上，她一年12万元。但是马明哲，平安保险公司的老大，人家去年的薪酬6616.1万人民币，约等于6600万。自从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从房子上再想拿红色特权就比较少了。原来体制内全有，谁也别说谁。

    那么根据他们这个报告，高收入6000万人，即1900万个家庭，6000万人口。注意这是估算，八九不离十。法国全国的人口6000万，意大利6000万，英国6000万。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我们能让6000万人口，相当于法国全国的人口达到高收入。中等收入什么意思？小于12万元，大于5000元。5000元是国际社会定的一个低收入的标准，低收入是一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也就是14块钱，一年就约等于5000元。大于5000元小于12万的中国是2.5亿人。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就在这了，2.5亿加上6000万就是3.1亿，我们能让3.1亿人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美国搞了230多年，它让80%的美国人民变成了中产阶级，我们搞了30年，我们能让相当于美国的人口也达到中产阶级。问题不在这，问题是我们还有十亿。如果我们就只有3.1个亿，不挺好吗？人家美国就是3.1个亿，我们还有十亿。

    十亿里有什么呢？有所谓的绝对贫困和低收入者。绝对贫困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际标准，一天1.25美元，也就是说8元人民币一天。8元人民币在北京能干嘛呢？管吃管住，坐了地铁打工去，来回四块，还剩四块。如果不管饭，早中晚三顿饭每顿一块钱可以吧？还剩一块。你们想想。

    国际上低收入的标准是一天2美元，换算人民币就是14元，一年就是5000元。中国的低收入标准是一年683元人民币，一天不到一块八毛七，我们就叫绝对贫困人口。今年开两会的时候宣布，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还有将近两千万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还有所谓的低收入，低收入是一年958元，一天两块六毛三。你们琢磨琢磨，两块六毛三够干嘛的？这个标准就非常荒唐，因为在三十年以前国务院成立扶贫办就有一个标准，叫双五百双二百。什么叫双二百？一年一个农民的口粮不到200斤，一年的收入不到200元人民币。因为那时候粮食是非卖品，商品粮可以买，还得拿粮票，你拿粮票可以买到平价商品粮。所以说农民的粮食是作为一个物质的指标，它算不成钱。那个时候，1978年的200元人民币顶现在多少钱？按照官方说通货膨胀30年居民价格指数涨了六倍，那按六倍1200元。1978年的200元顶2008年的1200元不过分吧？现在它告诉说683元，它自己都不合逻辑，它把那标准定的越来越严，这样达标的越来越少。我说你们干脆就定每天一毛钱，超过一毛就是富人，大家全富了。自欺欺人呐！

    所以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四荒八无，什么叫四荒？荒唐，荒诞，荒谬，荒芜，刚才给你说的那个标准就是荒唐。你为什么自己都不合逻辑？你至少按照官方统一口径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得乘上30年的通货膨胀吧？什么叫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这就属于无赖的标准，你干脆就说一天一毛钱不就完了吗？我们不就全富了吗？这种统计口径居然列入国家统计局，所以他们一般不爱请我去，我一去就斗他们，他们就说下回你别来了，我就上“三味书屋”来了是吧？这不是荒唐吗？这叫自欺欺人呐！有穷人怕什么？正视这问题，解决它不就完了吗？

    实际上去年我们国家多收了一万三千亿的税，我们1994年全国一年的税收是4000个亿，到了2004年变成4万亿，以后就5万亿、6万亿，我们的税收每年递增30%，我们的经济增长最多10%，我们的税收增30%。直接违背科学发展观，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你这种税收增加的办法，能协调吗？跟老百姓的收入协调吗？老百姓的收入扣除通货膨胀最多也就6、7、8%，你的税收30%，这能可持续吗？所以今年两会的时候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就讲了，把多收的一万三千亿的税退了，13亿人一人退1000元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主持人柴静，今年开两会的时候，我跟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曹景行，我们仨做一节目就说这事。因为一个政协委员，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提这个问题了，已经上了两会了，所以就可以讨论了。完了大部分人都反对，说一人给1000元够干嘛呢？你听听，1000元钱够干嘛？截止到去年12月31日，我们国家9亿农民一个人一年的收入4140元，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公布的。两个礼拜之前十七届三中全会，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又引用了这数字。你想九亿农民一年一个人4140元，如果你退他1000元，基本就是一个季度的收入，那对农民来讲解决了大问题了。美国也退，美国是一个成年人600美元，未成年人300美元。如果你们家两个成年人1200元，加一个孩子300元，一共1500美元，约等于1万人民币，人家退了。香港多收了税，人家退，去年是香港的纳税人一人退25000港币。欧洲退，美国退，香港退，澳门也退，为什么中国不能退？政府多收了钱它不退。

 
    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讨论，他们问我同意不同意退，我说当然同意。为什么？符合三个代表，第三个代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什么呀？分钱。这还不是根本利益是什么？完了柴静跟我辩论，那你国家收的钱可以干好事啊？我说对，但你知不知道1972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叫弗里德曼的，他写过一本书叫《自由选择》，他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有一段话，我给她说了。花钱有四种方式，首先花的钱是谁的？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如果你借钱，还不还？还，还等于自己的。如果不还了，那就等于别人的了。所以你花钱分成两种，一种是你自己的，一种是别人的。第二为了谁？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人家来了个四种组合，我们叫元程序。

    第一种：为自己花自己的钱，物美价廉。第二种，为自己花别人的钱。只求物美，不求价廉，公款请客就属于这种。公款请客当然要物美，因为他吃到自己肚里了，但他不需要价廉了，有人给他报销。第三种，为别人化自己的钱。比如说你结婚，咱们是好朋友，我给你买礼物。这个礼物是为你，我也没打算让你还。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它有定额，我们那时候结婚最多送五元钱，因为那时候的工资大学毕业46元，转正56元。56元的月薪，你结婚，好朋友送你5元，差不多吧？现在那就不知道多少了，因为现在差别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差不多，那就物美价廉兼顾。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人家送我的都是什么啊？都是需要的东西，脸盆，暖壶，镜子。你要人缘好，那你就有一摞脸盆，十几个暖壶，外加好多镜子。我们结婚的时候最怕送什么啊？不是毛主席语录，语录好办，就怕送你毛主席石膏像，那可把你坑死了。嘁哩喀喳送来好几十个，你怎么办啊？大的这么大，小的这么小，那时候房子小，没那些闲地方，你就摆床上。摆床上，晚上你怎么睡觉？你敢把它搁床底下，那是极大的不恭敬。而且它一碎，麻烦大了。所以那时候就怕你送石膏像，那玩意你没办法，你还不敢打碎扔了，要是被人家从垃圾堆里发现有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被打碎了，现行反革命，要抓你。为别人花自己的钱，物美价廉兼顾，而且有定额。最恶劣的花钱方式，就是为别人花别人的钱，这就是所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花钱的方式。为什么？它收了税，是你的，它盖个楼，也不是为它。比如“鸟巢”，“鸟巢”也不是为了它，“鸟巢”是大伙的，纳税人掏的钱。比如说中央电视台花了110亿弄个大裤衩子，据说现在110亿都不够。有人改称鸟腿了，因为有了“鸟巢”，大伙都跟鸟配套。有了鸟，有了鸟巢，那就生出一个鸟翅膀，那就是首都机场的三号航站楼。完了又长出鸟腿来了，就是中央电视台。完了又下一个鸟蛋，就是国家大剧院。又下了一泡鸟屎，就是世纪坛。所以北京人就骂，这帮鸟人。这是老百姓说的啊！

    所以说最恶劣的花钱方式就是为别人花别人的钱，既不求物美，也不求价廉，而且还没指标，使劲花。清华大学开过会，人家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专家说，如果要盖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新址，满足他们所有的功能，十个亿足够了。它非得造了110亿，完了现在据说还不够。为什么？说弗里德曼是一流的专家，一流的专家他能把本专业的知识让老百姓听明白；二流的是本专业的能听明白；三流的是他自个儿明白了，他说不出来，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四流的就是不入流了，自己没闹明白，就敢胡说八道，这就是第四流。比如于丹，自个没明白《论语》，她就敢胡说八道。《论语》大家都知道，那是人家孔子说的话被弟子记下来了，一共记了499段，被称为《论语》，其中最起码有三分之一非常沉重。于丹说，论语就是教你怎么快乐生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我搞社会学，1979年3月30日，小平同志指示，社会学要赶紧补课。2005年2月17日，胡锦涛主席举持的第十六大到第十七大，胡锦涛带着中央领导组织过四十多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其中第二十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学的就是社会学。留法的一个社会学博士李培林教授，讲了四十分钟，政治局委员讨论半小时。原来是搞哲学的一个景天魁教授讲了四十分钟，政治局委员们又讨论了半小时，完了由政治局委员提了四个问题。李培林教授、景天魁教授他们俩都是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他们大约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最后胡锦涛讲话，说以前对社会学的重视不够是不对的，不是有一个春天的说法吗？社会学的春天来了。

我们社会学，它的第一个内容就是社会的分层与流动，刚才我讲的贫富差距，那就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大家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地层它分层，土壤它分层，颜色不一样，形状不一样。人也分层，不同层次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价值取向不一样，审美情趣不一样，支付能力不一样，他们都有明显的差距。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几乎没有，可以忽略，所以叫分层。我们中国社会按照马克思－韦伯的三个要素，就是财富、权力、声望，把现在的中国人分成十层。这本书就是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牵头搞出这本书，是李铁映先生亲自主张的，李铁映先生前几年是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几年，他亲自抓这课题，叫“当今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的分层与流动”。

分层，简单说分十层，它就是根据财富、权力、声望，它不分阶级。因为卡尔马克思他分阶级，他是一个维度，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我们社会学不分阶级，分阶层。这本书你们都可以看，第二版都出来了，书店里有，网上也有。也就是说不管你干什么，你得了解中国是分层的。最惨那层我们叫“边缘弱势群体”。用国际社会的语言叫难民，难民分四种，政治难民、经济难民、环境难民、社会难民。比如说家庭暴力，逃婚躲婚形成的难民我们称之为社会难民；沙漠化，把良田吞了，老百姓跑了，我们称之为环境难民；政治难民，比如在上海，陈良宇和周正毅互相勾结，他们欺负你，他们拿了你的宅基地，给俩钱把你轰走了，完了一倒手他们就发财了。你就不干，你就去北京告状，你回得去吗？回去他就整你，你不敢回去，这就叫政治难民。还有所谓经济难民，经济难民刚才我讲了，一个叫绝对贫困，一个叫低收入。那如果你还在老家，那不叫难民，如果你跑了叫经济难民。现在社会难民里最令人同情的是我们中国有100万到150万流浪儿童，他们未满十八岁。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父母死了、离异了、被关进监狱了、或者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流浪的儿童达到100万~150万，这就是难民。倒数第二，农民，倒数第三，工人。我们说的工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第一层，干部。所以老百姓就编一个段子：猪找上帝要求投胎做人，上帝说你就当农民吧种地吧，猪说太苦，上帝说做工人吧，猪说太累，上帝问，你到底想干什么？猪说，我好不容易找到您要求投胎做人，我要做那能吃，能喝，还能嫖的人。上帝大惊，这家伙还想当国家干部。这是老百姓编的，反映这社会分层。十六大到十七大抓出35个正部级的干部33个包二奶，你们想想。这是正部级，还有局级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中将包二奶。我说的这些都是中纪委十大要案，而且是公布的，你们想想。所以说当官能吃、能喝、还能嫖。这可不是瞎说，它都有背景。

现在我们中国有六大利益集团，叫特殊利益集团。原来这个词没有，是六届六中全会出现的，叫特殊利益集团，它是对着“三个代表”的。“三个代表”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点了六个。所以说这就是利益。那么考古学最安全，因为跟现实的利益集团没有什么瓜葛，历史相对安全，新闻也相对安全。为什么？还没看明白。最危险就是社会学，我们研究昨天的事，那些人都在，人还在，心不死，利益集团都在。所以一解放，1952年院系调整就把社会学调没有了。调整为什么就没有？调整就是取消，调价就是涨价，问题奶粉就是毒奶粉，待业就是失业，这叫中国特色。所以外国人不明白，什么叫待业？就是失业。什么叫调？就是涨。这就是中国特色嘛。为什么取消，我刚才讲了，我们连阶级都不分，我们分阶层。人家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人家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革命分三档：1919年“五四”运动我们叫文化革命，1949年解放我们叫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革我们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轻人老不明白这个。那年西城区最好的一个学校也是北京市最好的一个学校叫师大女附中，离这儿不超过1000米。1966年8月5日，他们学校的书记兼第一副校长，没有校长，被那时候叫红卫兵，现在叫塔利班原教旨主义的学生兵，一顿乱棒活活打死，此事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报告，吴德说死了就死了吧。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这些打人的红卫兵就站在底下。毛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是重击人们灵魂的一场运动。当时学生开批斗会以前先得唱国际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唱完了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发的课本里都注着，大救星就是救世主。这边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边忽悠我们出了一个。有人说这叫什么状态？这叫精神分裂状态。有人说你唱国际歌的时候你不相信，谁说的？我唱国际歌的时候我是真诚相信国际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唱东方红的时候，如果我不信，我也得唱，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被裹挟进去了。或者说我信东方红，但我不信国际歌，我也得唱，人家都唱你敢不唱吗？被裹挟那不叫精神分裂，当我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真诚相信国际歌，我唱东方红的时候我真诚相信东方红，这叫精神分裂。所以当时学生打老师之前先开批斗会，先念毛主席语录。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念完了再念16条，“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是党的政策吗？他知道。这叫精神分裂。

结果怎么样？毛泽东说，我支持你们。什么意思？我支持红卫兵运动。可是底下打人呢，那就是红卫兵运动的一部分，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们学校的高干子女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她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你叫什么？我叫“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泽东说要武呀，回来改名宋要武。这叫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后来我们同学问过宋彬彬，因为宋彬彬跟我们一样，后来到了美国变成了博士，在学术界有一定的成绩。咱就问她，当时是不是你给毛戴袖章？是。毛泽东是不是跟你说要武？说了。改名了吗？人家宋彬彬说，没改。谁改的？“光明日报”一记者，没经过她的同意就给改了，就给登到“光明日报”上了。那你说一个18岁的女孩，她敢声明说我不改？不可能的事。她是被裹挟进去了，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有人还问她，你打没打人？她说没有打。主要谁打的？主要一个初三的，一个高一的两个女孩打的，这两个女孩后来参军了。当时追查三种人，打砸抢三种人，就一直追查到她们部队。她们部队对这两个女孩进行过批评教育，所以现在也不要说了，那时候都是无知少女嘛。伟大领袖跟你们说要武，那你们能不打吗？再说了文化大革命你别忘了毛主席语录有一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温文尔雅，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人家学生去打老师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你叫文化大革命，人家知道革命是暴烈的行动，是这个意思。毕竟人家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你怎么还打人？你怎么还把人打死了？

 
现在最恶劣的还不是这个，是打死人到今天没有人去忏悔。西方叫忏悔，儒家叫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共产党叫反思，或者叫自我批评。这三条没有一条。所以现在有人准备写一本书叫《忏悔》，就中国人干的这些缺德事，你年轻时候干的缺德事，你到现在难道还不忏悔、不反省、不反思吗？目的就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因为这种悲剧年轻人不知道，那么悲剧必然重现，如果你年轻人知道这种悲剧，这种悲剧可能避免，可能避免不了，即使你知道了都不见得避免得了，不知道必然重现。818以后北京市中小学就开始普遍打老师，打到1966年9月30日，数字出来了。因为保密法规定，档案解禁了。公安部1966年9月30日，统计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到底打死了多少中小学老师。北京城区一共是7个，包括三个近郊区：朝阳，丰台，海淀。七个区打死了中小学老师，包括在中小学工作的校长、书记，1776个。你以为少呢？上海打死13个，2个是北京人打死的，就是北京的塔利班去了。上海的塔利班自个打死11个。所以说北京打死的是上海的161倍，社科院算出来了。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你现在查去，档案解禁，公部正式数字。所以这些血淋淋的历史很多人不知道，你说它不荒唐吗？最近什么学生告教授，教授讲了点实话，学生怎么能这样呢？告了老师，民族悲剧啊。那你告我吧，反正我就说了，我也不怕你告，因为我说的都有根据，打死人也不是我打死的，我告诉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就这么简单。

世界上文明有七八种，东方文明佛教儒教伊斯兰教。西方文明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外加日本跟非洲，这些是亨廷顿说的。亨廷顿是哈佛大学教授，他写过一篇重量级的论文《文明的冲突》，大家都知道。在论文里他提出精神分裂这个词，所以我借用他的词。他说一个超级大国不战而败，前苏联变成俄罗斯以后处在精神分裂状态，有好多好多的根据。他说土耳其偷东西剁手，通奸乱石砸死，土耳其要加入欧盟，欧盟说你必须废除死刑。土耳其的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废除死刑了，他说土耳其也处在精神分裂状态。我们说中国也处在精神分裂状态，文革的时候有，现在也一样有。比如假唱这事，泾渭分明。吃饭的时候我们调查，一半对一半。一半说只要目的伟大，不择手段。一派引用马丁.路德金那句话，“手段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总的，目的是手段的将来时，手段就是目的的现在进行时。”说起“色戒”，“色戒”是什么意思啊？目的正确，目的伟大，杀一个大汉奸。手段就是用一个年轻姑娘，让她用自己的性去勾引大汉奸，勾引到一定程度把他杀了。有人说“色戒”的主题就是革命吞噬革命者，你有没有权力用一个年轻姑娘的性，去干一件你认为正义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要废除死刑，死刑就是国家暴力，最近把杨佳给干了，这就是中国政府又一次违背了它自己1998年签署的人权B公约。大家知道人权公约一共有三个，联合国宪章中国签了，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人权A公约即保护公民文化权的公约。1997年签署，1998年人大批准。1998年又签署了一个保护公民政治权力的公约，简称人权B公约，到今天没批准。其中有个重大的障碍就是废除死刑。死刑是国家暴力，国家暴力给人们制造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强者就可以把弱者干掉。那么好，在一个场合歹徒抢钱了，在这场合他就是强者，他也可以对你使用暴力，所以暴力链条必须切断。第一个链条是国家暴力，首先得切断。所以我们现在为废除死刑，法学界已经取得共识，中国必须全面彻底地废除一切形式的死刑。但是这件事情很多人搞不清楚，因为死刑就是人类狭隘的一种报复心理，人类的报复心理引出的是报复手段、报复行为，最野蛮的就是族群复仇，好一点的就是血亲复仇，再好一点的同态复仇，再好一点的废除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截止到去年世界上已经有137个国家永远彻底地废除了一切形式的死刑，他们已经到了人类的第四档文明，而我们国家还停留在第三档。西夏族为什么没了？就因为成吉思汗被西夏人害死了，西夏族就给全杀了。现在还用族群复仇的就是恐怖分子。比如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到以色列炸公共汽车。前几年有一个十七岁的巴勒斯坦小姑娘，有爸爸妈妈有男朋友，吃完早饭绑上自杀腰带到以色列炸公共汽车。那辆公共汽车一共死了12个人，其中有两个中国福建劳工。人家福建人招你惹你了？恐怖分子逻辑就是犹太族欺负巴勒斯坦族，所以犹太族所有的人，包括妇女儿童以及在以色列干活的中国劳工我全杀，这就是族群复仇。以色列是发达国家，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进行赔偿。以色列国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条例的细则派人去调查这两个福建劳工，一调查发现他俩是非法劳工，非法劳工的赔偿标准等同于合法劳工，等同于以色列劳工，这就是2001年中国入世的时候，我们中国政府曾经承诺的国民待遇原则。

可中国政府对来到中国的洋人给予超国民待遇，对本国市民给予国民待遇，对中国农民兄弟是准国民待遇。所以2001年湖北省监利县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当时他就呼吁给予农民兄弟国民待遇。他说农民苦，只有置身其中才知道，农民对负担过重的无奈和憎恨，农民对农村的绝望和对城市的敌视，你不是农民无法感觉到。去年十七大报告，胡锦涛总书记给了一个正面的回应，他代表党中央做的正式报告里有一段话，向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建议城乡逐步按相同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里头原本有个被称之为四分之一条款的规定，是个另类规矩，96万农民一个人大代表的名额，24万个市民一个人大代表的名额，称为四分之一条款。所以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起草，明年估计就要修改这个，因为党中央的建议要采纳。所以明年我们的农民兄弟有可能在政治上变成半个人，现在是四分之一，明年可能变成二分之一。有人问为什么明年就不变成一个？因为胡锦涛说了逐步，逐步什么意思？最起码两步。我同意，因为一步到位不行，太急了会翻车。明年二分之一，过五年再修改选举法，把农民兄弟当成一个人。现在农民工2.3个亿，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正好是市民的小时工资的四分之一，刚登的报。政治上歧视，经济上必然盘剥，这是一个1+1=2的常识。所以这次胡锦涛触及到了本质，明年改选举法。选举法改了，男女平等了，是不是就没人欺负妇女了？还有人欺负妇女，那是下边层次的事。但如果根本上妇女没有选举权，那不就更欺负妇女了吗？关键在这。明年终于涉及到了本质，这就是入世的好处，用开放推动改革。实际上开放对中国的作用远远大于改革。为什么？有些改革根本就没往好的改。比如住房改革把你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你二老逼疯，医疗改革把你提前送终。所以跟老百姓说三大改革老百姓不爱听。房屋制度改革，北京的均价十年涨十倍。

同意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这是中国本质的变化。如果明年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四分之一条款改成二分之一条款是极大的进步，注意是极大的进步。以色列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进行赔偿，保险公司派人去他们老家调查，一个老人一个月生活费1100美元，赔到预期寿命。一个未成年的子女，一个月的生活费1100美金，赔到18岁。如果有配偶，一个月生活费1600美金。两个福建劳工各获得了70万美金的赔偿，它的封顶是100万美元。70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就是560万人民币。这条消息登在报纸，传到他们老家，开句玩笑，老乡都疯了，全往以色列跑。以色列的大使跟我讲过，一个平方公里一年增加一个福建劳工，以色列大约是两万平方公里，你算算吧！恐怖袭击中，截止到前几年，一共死了七个，五个福建的，两个吉林的。人家以色列就这么赔，根据你赡养的老人，抚养的子女及配偶赔，这叫国民待遇。

族群复仇是非常野蛮的，后来人类文明往前走了一步，叫血亲复仇，就是满门抄斩，什么意思？因为最牢固的纽带就是血缘，所以我们把血缘排第一，姻缘排第二，地缘，业缘，同行，学缘，神缘，同样信一个宗教，我们称之为六缘社会。报复就由灭门九族、种族灭绝改成满门抄斩，因为都有血缘嘛！满门抄斩野蛮后来废止了。目前中国已进化到什么程度？就是同态复仇。什么叫同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债要用血来还。伊斯兰偷东西剁手，这也都属于同态复仇。

二战以后，到了上世纪，联合国通过A公约、B公约的时候，人类的文明已经进步到改用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替代死刑。为什么？因为人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了呢？这就是所谓犯罪发生学，也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这里头有三个要素：第一个犯罪心理学，就是仔细研究罪犯的心路历程。2005年全国人民最高检察院成立了一个叫预防职务犯罪厅，首任厅长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弟弟敬大力，现在是湖北省检察长。他聘我做“法治中国”栏目的主持人，当时中国700个监狱，关了155万犯人，4万女犯人。为了预防犯罪，我们就到监狱里去。当时去监狱很不容易，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监狱局都得陪着，不是你一般人能进的。那一年我跟学生吹牛，我说你别小看我，中国的监狱我随便进，第二句话，我随便出，你可别忘了。我们选中了方案、抽中了样本就进去，仔细研究罪犯的心路历程。比如马加爵，把四个同宿舍的男生一个个杀掉，杀了搁到柜子里头，过几天再杀一个。那前几天杀的都流汤了，烂了。为什么他对同宿舍的四个男生有如此之仇恨？仔细研究。一个月以后马加爵就对自己做下的事情追悔莫及了，他就和预防犯罪的专家合作了，仔细说他的心路历程。这门学问就叫犯罪心理学。比如杨佳，如果他要是没死，审判要是公正的，那就必须由预防犯罪的人找杨佳，仔细跟他谈，你的心路历程一步步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你28岁的一个小伙子，不好好过日子，跑那杀人去？他就得说出我本来想好好过日子，但是他们不让我好好过，他们冤屈我。那为什么冤屈你，你为什么不找组织？我找了。你为什么不找政府？我找了。为什么不找传媒？我也找了。人家都找了，社会都不理他。他就恶向胆边生，最后是形成一个恶性互动的暴力典型案例。最后是两败俱伤，六个警察死了，他也死了，他妈估计也疯了，好几个家庭两败俱伤，这是跟我们社会学的诉求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社会学的诉求就是双赢，坚决反对两败俱伤，坚决反对你死我活。我们的一切努力就为了双赢共赢，不要你死我活更不要两败俱伤。所以就必须仔细研究，急急忙忙把杨佳杀了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要研究他为什么这么来。这些责任链条，在这些责任链条里头谁要负责任？谁负责任，谁忏悔，谁自我批评？绝对不能妖魔化人，因为人就是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两足动物。人的第二个表述就是：地球上有193种猿类和猴类，有192种有毛，有一种无毛，自称人类。这就是《裸猿》那本书的定义。《裸猿》是生态学经典著作之一。人的第三个定义：人就是一颗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能思想的草。纵然宇宙毁灭了他，人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加高贵。因为人知道自己要死，以及宇宙对自己所具有的优势。宇宙虽然强大，但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咱们的思想解放一共是三次，第一次思想解放1978年。小平的第一个讲话，第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是什么？是你得有思想，你没思想怎么解放？所以大学就是培养有思想的人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南巡：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不要问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只要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是硬道理，确立了这个标准。第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来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里就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到了文革时候又出了个标准，叫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后来党中央开始这个讨论，添上两个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意“唯一标准”不是《实践论》《矛盾论》里头有的，唯一那两字就对着“两个凡是”去的。“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说的有不对的，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不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去年在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有一段话，“我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注意！理论和实践全否定。所以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胡锦涛又加了四个字，聚精会神搞建设。什么都不许看，聚精会神。小平说一心一意搞建设，不能三心二意，一个中心，不能多中心，大家都知道。

思想解放现在是第三次，“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这里头最关键的就是可持续，你能不能发展没问题，你按照这种模式能不能持续？你绝对不能持续。所以说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与时俱进。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再添上一个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三次思想解放。人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我们既不造神也不树敌。用十七大胡锦涛的话叫：塑造一个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你跪着。所以毛泽东死了以后，他的警卫员写了一本书叫《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大伙一看是一老头，管他叫毛爷爷，毛爷爷跟你们家老爷爷一样，你们家老爷爷七老八十眼睛花了，他也花了。你们家老爷爷耳朵聋了，他也聋了，你们家老爷爷老了，变成老小孩也会流口水了，他也流口水了。所以这就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总结，昨天吴敬琏讲话也这么说。吴敬琏是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连续两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十大感动人物，仅此一个。我昨天听吴敬琏讲：“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哪来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数冤假错案。所以说中国人的国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早一天，它不叫唤，多一天，它也不叫唤。它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得被迫着，它就叫唤一声，最后的吼声，就一声“起来”它就起来了，这就叫国民性。中国人民都明白了，改革开放。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对不对？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河就是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所以就改革了。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是说你能怎么办？实际上中国要从国歌的这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中走出来，应该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就有前瞻性计划性主动性在里头。小平叫摸着石头过河，他就知道决心，摸着石头稳妥。小平叫振兴中华，到了江泽民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比那个振兴准确。因为1820年鸦片战争20年前，大清朝的产值约占当时全地球的32.4%。1900年降到13.2%，1919年五四运动那时9.1%，1949年7%，1978年5%。所以中国到了1978年我们那年的产值占全世界才5%，所以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有可能被开除地球的资格，当时有个说法叫“开除球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所以才逼出来改革开放。后来江泽民讲复兴，去年我们是6.5%，今年年底我们的产值有可能占全球的7%。这才赶上1949年，你可别忘了？你要想赶上大清朝，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告诉你，猴年马月。那个复兴比振兴科学，因为复兴是以前兴过，唐宋明清千年，我们都兴过，后来我们不兴了，我们又兴了叫复兴。从来没兴过叫复兴吗？所以小平叫振兴，江泽民讲复兴，胡锦涛提构建。构建那就是要有前瞻性主动性计划性在里头，所以我们叫与时俱进。

思想解放现在是第三次，就是树立“以人为本”。原来叫“以民为本”，民跟人有什么区别？人民是个政治概念，二战结束以后一百多个新兴民主国家成立了，民主形成了潮流，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就说我们也要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但是“住进中南海，泽东变了脸”，这是我们的副校长谢韬去年2月23日写在《炎黄春秋》里的话，毛泽东宣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成了一个不穿龙袍的皇上，这是我们老校长教我们的。后来人家说你独裁你专政，毛泽东说：“谢谢你，你说对了，我就独裁，我就专政。”毛泽东说，我这个国家政体叫民主专政，民主就是民主，专政就是专政。专政用列宁的话叫系统的使用暴力。毛泽东说，给我搁一块，叫民主专政。民主专政是毛发明的，原来没这词，什么叫民主，什么叫专政？搁一块不通，再添两字，人民民主专政，通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通称人民民主专政，通了。关键在哪？谁是人民？毛泽东是总裁判长，毛泽东说过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学过，资深的一个领袖。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写了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三个月后刘少奇就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变成人民的敌人。所以我们才明白毛泽东是总裁判长，说你犯规你就犯规，你不服就黄牌，你再不服就红牌。毛泽东说过“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文革的时候又成了“里通外国”。后来毛泽东说：“我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林彪，写到九大党章里头。”当时毛泽东一出来我们就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彪一出来他先喊，他拿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喊完了，我们接着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周恩来总理出来，我们喊“祝周恩来总理满面红光”。我告诉你中国人用词非常的精致，万寿无疆那是对皇上用的，你去故宫看看去，新科状元都要写篇《万寿无疆颂》。1971年913，林彪就成了贼了。我姥姥活了103岁，我小时候姥姥说成则王侯败则贼，我说姥姥你这叫阴暗心理。后来林贼一出来我姥姥说看到没有，成则王侯败则贼。这叫老话，老话有生命力，连词都不变的。林彪比孔子小两千五百多岁，毛泽东一块批，来了个批林批孔，演出了个现代版的“关公战秦琼”。所以毛泽东说你是人民就是人民，说你是人民的敌人就是敌人，关键在这。后来起草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有争论，有人说不要改了，还是“以民为本”。改！“以人为本”。那人就是生物学概念，说你是人，你是人，说你是狗，你也是人，说你是走狗那叫骂人，骂的还是人。不要小看这一个字，上个世纪我们曾经批判过人道主义。一个国家野蛮到人道主义都敢批判？那时候学雷锋四句话，“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时雷锋水平不行，他也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对。为什么？1996年3月1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诉法十条修正案，叫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以前逮着你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现在逮着你了，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说话，你的话就可能作为证据。”现在面对犯罪嫌疑人，必须按照法律程序，第一举证，完了质证，以法官认证的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审判。判完了往上报，二审。一般二审终审。二审判完了也许你就变成人犯了，判之前你还不是人犯。这就是所谓无罪推定。这就叫“宁可错放1000个罪犯，也不可冤枉一个好人”，这叫以人为本。人还不分阶级，你不能说他是人，但是资产阶级的，他就不是人了。不对！他就是人。即使犯人明天枪毙，今天也不能骂他，不能打他，不能侮辱他。2003年3月15日人权入宪，我们国家也够可怜的，到了21世纪人权才入了宪，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前不许说人权，我们说妇女权利得这么说，“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基本权利”，这个语句你可以说。要说保护人权，就不许说，说了第二天也给你删了，我是电视台直播嘉宾所以知道。我要这么说，那就给他们惹麻烦了，我得说保护妇女的基本权利，这可以说。一直到2003年人权入宪，这才可以说人权。所以说废除死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改革。
我刚才讲第二个报复就是满门抄斩，第三个同态，第四个就是废除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原因很简单，就是犯罪发生学里头不光有犯罪心理学，还有犯罪的环境学。人在一定意义上是环境的产物，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第三个是犯罪社会学，因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你能割断罪犯的生命，你割不断罪恶。你能消灭一个个罪犯的肉体，你消灭不了罪恶，因为罪恶存在于社会之中，这就是中医的理论。中医说我治一个得了病的人，西医说我治人的病。所以说我们社会学吸取了中医的这种整体的观点，原来我们叫“社会病”，现在改成“病社会”。原来研究的“社会问题”现在改成“问题的社会”。“问题的社会”要构建“和谐社会”，“病社会”要让它变成健康的社会。所以说死刑必须得废，由于中国野蛮，迷信暴力，从家庭暴力到培养权威型的人格，暴力链条现在还很长。但我们认为第一个应该切断的就是政府暴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尽快批准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早已签署的人权B公约。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前两年罗干同志都讲过，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就要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署的人权B公约。所谓的坎，最大的坎之一就是死刑。现在你去问问老百姓，大约有80%的老百姓反对废除死刑，而且还有相当比例的老百姓主张恢复腰斩，恢复五马分尸，恢复凌迟处死，恢复抽筋扒皮。跟我们国家的司法实践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国家现在由枪毙改成注射毒液，注射之前还要打一针麻醉剂，三秒钟失去知觉之后，再给你注射一针毒针，大约30秒之内死亡。现在基本上全国各地执行了。最先开始的就是云南，现在基本上执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条件还不具备，因为注射死刑得有一套设备，这就是中国的进步。那有人说你给他打针麻醉剂，干嘛呢？你为什么不把他折磨至死？为什么？因为要发挥死刑的震慑作用。马加爵杀了四个男生，让四个家庭家破人亡。把他一枪给打死了值吗？怎么办呢？要开万人公审大会，当着一万人把马加爵折磨至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结果把这一万人吓得三天睡不着觉，第四天开始做噩梦。你看网络上那些网络暴民，文明程度极低极低。跟他们讲道理，你们好好想一想，凡是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反过来社会治安的水平普遍提高，暴力犯罪减少。所以说终身监禁不得保释，不是不报复，它大于死刑对罪犯的震慑，因为有人不怕死。

死刑有没有震慑？当然有，但是它有限。比如我们中国想自杀的一年上亿人，这叫估计，不叫统计。就问他们，一年之内认认真真想过一次自杀的有几个人？他们自己说，我去年想了一次，他说想了两次。但这个是估计，不叫统计。自杀未遂的统计200万人。什么叫未遂？有行为没死成。比如上吊绳子伪劣不结实，喝点毒药，假冒的毒药还不够毒。所以说假冒伪劣还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呢！这叫中国独特的黑色幽默。成功了的28.7万，一次性成功的21万，有自杀未遂史的7.7万。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了，中国一年有200多万人有自杀行为，还怕死吗？中国自杀跟全世界的自杀在三个地方不一样，以前自杀是我们的丑闻我们不报，叫保护国家机密，包括死刑。死刑也是我们的国家机密，到底一年干掉多少人？不知道。那有人问你那数字哪来的？联合国的。联合国的数字哪来的？根据中国各报纸公布的，都是大报，每年登报的加起来。2005年全世界执行死刑2148人，大陆1770人，我问这数字哪来的，就这么来的，占全世界一年死刑的80%以上。那年伊朗94人，中国是1770人，有些国家有死刑但是不执行，中国不但没废除还执行，而且到现在保留着68种罪行都可以处死，所以一直到前年把死刑核准权重新收回到最高院，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最高人民法院讲了，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而且死刑核准已经开始一审、二审，如果是一般的案件二审终审，如果是死刑，二审得开庭。开庭完了证人得出庭作证，得让你举证，对方质证，以法官认证的事实为根据。二审原来我们都叫书面审，绝大部分的案子二审是调材料，看完了，就维持原判了。但死刑不成，死刑二审得开庭，这都是国家的规定。

但我们国家有时候就不按照这规定来，也就是说有权的人对这个法没有一个敬畏之心。他觉得法律那不就是蒙外国人的吗，这个事也不能完全怪现在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就不信法。我有个材料，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你记得了？宪法是我参与制订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然后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是依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2007年温家宝总理讲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十五大江泽民总书记做的政治报告里头第一次提出，共产党领导大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而且那个治由“制”成了“治”，我们叫“刀治改水治”。和谐社会第一个要素叫民主法治，什么叫民主？主权在民，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什么叫法治？按照比赛规则比赛，按照游戏规则游戏。定规则也得有规则，改规则也得有规则，程序法。比如修改党章可以，每隔五年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能不能修改宪法？可以。每隔五年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不到5年就不许改。所以说按照我们中国的语言，一切组织和一切个人包括共产党。北大的一个教授叫贺卫方，就想挑战一下到底真的假的？到民政部一调查，一切组织都得去登记，结果共产党没登记。所以贺卫方就说，是非法组织。完了呢？人家老干部火了。老干部说，北大有个教授，敢说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我党的合法性来自于两千万人头，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就是我党的合法性。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您别激动，十五大开始要法治国家了。十一大到十四大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而这一切组织就包括共产党，要不然你就这么说，一切组织（不包括共产党）那也可以，你总得说，你要是不说那就包括共产党。

 
后来我就说，共产党应该与时俱进，2001年7月1日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他是代表党中央讲的，叫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具有与时俱进这样的理论品质。我说那不是革命党了，十六大已经改成执政党了。十六大以前是革命党，十六大以后叫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党建两个最主要的内容你们都知道，一个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建设，一个是保持先进性的建设。现在我们要构建一个法治国家了，我们就不要再说党的合法性来自于血，来自于人头，这玩意儿吓人。现在搞和谐社会了，党的合法性来自于依法登记。我说如果人家贺卫方批评你们了，那你们中办主任赶快开个介绍信到民政部登记不就完了吗？共产党到民政部登记就跌份了？老百姓就瞧不起了？但贺卫方为此付出了代价。由于贺卫方经常说这话，他说人民共和国当然什么都是人民的，所以北京大学就是北京大学，用不着叫人民北京大学；国务院就叫国务院，用不着叫人民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加人民？不要加了，就最高法院就完了？他净说这些话，这些话就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就觉得这家伙怎么回事呢？老贺讲的有道理啊，汉语里的一切就包括共产党，要不你就别说一切，你要说除了共产党的一切组织。
我们说废除死刑不是不报复，是改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废除死刑就是废除国家暴力，国家得做榜样，先得废止死刑。不然的话，可能底下还要滥杀无辜。咱们再慢慢的一个一个环节地把这暴力链条切断。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积极地创造条件，条件成熟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8年已经签署的人权B公约，这种声音是健康的。还有一种就是不说话，因为他们也不敢公开说。但是网民，包括老百姓搞清楚这个事情的人大约占20%，有80%就说不能废，怎么能废？所以我在网上一说要废，网上的人就攻击我，说老周，看来你小子也是一个可能被处死的人。你趁你现在还没死之前赶快就叫唤，废除死刑，实际上干嘛呢？给自己找后路。趁着现在还有点说话的权力找后路呢。我就说，说你们一句不好听的话，叫狗眼看人低。当然这话也不对，这话也属于骂人的话，但不是我发明的。这叫阴暗心理，你用阴暗的心理看人家都不是好人。所以就说，少杀慎杀。去年公布了，由于把死刑核准权报给最高院，已经少杀了15%。什么意思？报到最高院，15%被驳回。发回重审，基本就不死了。这已经不错了，少杀了15%，你琢磨琢磨。经济增长10%，死亡率降15%，这可以啊，这已经超出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了。要照这么降，每年递降15%也不错，用不着几年就差不多了。但我讲还是一个人文的局限，老百姓还很野蛮，上边叫贪官，我们有句话叫“贪官有罪，造反无理”。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贪官无罪”，最后“造反有理”。想想这个道理，造反要是有理，那中国又是改革，又是社会变迁干什么？改革、改良、革命、造反、动乱、乱动，有六种变迁的形式，我们社会学的诉求就是改良。

什么叫改良？美国就是改良。美国230多年，人类一部最长的宪法。它可不可以改宪法？可以，大约是十年的时间，需要四分之三的州，三分之二的议员，搞一条宪法修正案，我说这叫改良。所以美国改良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之所以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就是一句话，政治文明程度高。整体上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不要老挑人家美国人毛病，美国人自己会挑。我去美国访问过，美国的专家、社会学家挑美国的毛病比咱们挑得到位多了。我们作为中国应该看到美国的优点，你老是跑到别人家去挑别人家孩子的毛病，那就叫阴暗心理。所以我说美国人就是政治文明程度高，比我们高。所以我们现在是四个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四个文明一起抓，四个建设一起搞。原来叫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十七大改成了社会建设，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建设、四个文明一起抓。废除死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程序。

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过相关节目，还在外地电视台辩论，到底废除死刑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与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编导都讲过，讲完他们都同意，废除死刑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他们有些人还不太服。我刚回到家，两天以后接了个电话，就是两天以前在中央电视台听我讲课的那个编导，他回到成都，说他妹妹死了。一个歹徒到他们家抢钱，把他妹妹给杀了，完全没有任何瓜葛。远无仇，近无冤，连个矛盾都没有。他就哭着跟我说：周老师，你前两天给我讲的废除死刑，我听明白了，这是一个国家基础文明的进步，光把几个人千刀万剐都没有用，我们必须得找出它的原因，叫预防犯罪。说到责任链条，马加爵为什么这么恶？他爸爸、他妈妈有没有责任？当然都有，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他的老师有没有责任？有。那么他的学校有没有责任？有。社会有没有责任？有。党和政府有没有责任？当然有。因为你权力越大，你责任越大，所以大家都要负责任，这叫责任链条。当然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年满十八周岁以后他对自己的行为要负完全的责任，所以绝对不能够推脱马加爵的责任，因为他已经成年。当然要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把他关在监狱里天天让他在监狱里头以泪洗面，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追悔莫及，然后慢慢地一天一天地烂在监狱里。我所说的烂死并不是折磨至死，是让他老死，严重的罪行大赦特赦都不能包括。马加爵在一个月以后，他就良心发现，主动跟预防犯罪的专家合作。公安部的一些教授就去了，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样的话他就对预防犯罪做出了贡献。一审判处死刑，马加爵的家属跟他说上诉，他坚决不上诉。他不愿意多吃一天的饭，多占一天的牢房。所以有人说马加爵快死的时候响应了一个号召，构建了一个资源节约型的社会和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人家不愿意多吃饭，也不愿意多占牢房。四次要求处死，如果你不处死他，他马上就上吊，自杀。他不愿意活了，因为他一闭眼就是噩梦，他活着什么劲。

北京有一个小贩，杀死一个城管，也一样。那小贩原来是个复员兵，人家到了一个地方当保安。由于这个企业垮台，或者不按时给他工资，所以人家就要在海淀区推个车、做点小买卖，结果城管就一次、两次地把这个车收走，那次他急了。最后也是判了死刑，后来改死缓。这个人要求处死，为什么？他说我毕竟把城管杀死了，杀人偿命，所以你们就把我处死吧，所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可以说我们国家一个一个的罪犯固然悲哀，到今天还保留着死刑。前几天高调地把杨佳毙了，这是社会的悲剧。你说都到了21世纪了，一个伟大的5000年古国到现在还要处死，而且还高调，各报全登了。这就是向你示威，告诉你，国家就是暴力的机器，国家就是强大的，不行就干掉你，这个示范作用是及其恶劣的。要不然你就秘密吧，别高调了，大伙眼不见心不烦。

所以说中国必须兑现政府1998年签署的人权B公约，但你想1998年政府就签署了，可人民代表大会居然到了2008年还没有批准，现在就看2009年了。2009年3月份开两会的时候，因为一开两会他们让我去做节目，我是特约评论员。所以就利用这个特约评论员的机会准备明年如果他们敢聘我，我就得说：“废除死刑”。但我说了也没用，它拍四个钟头，给你剪成半个小时。所以可能我说了它给我删了。我现在就得利用直播嘉宾，直播延迟2到6秒，它也不是真直播。但是我语速快，它反映不过来就播出去了。但你们别给我说出去，要是你们把这东西播出去，它就不请我了：这小子想用直播嘉宾说自己的话。其实我绝对不是说自己的话，我说我要说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废除死刑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符合“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很多人都说不全，我问过好多党的干部我说你们说说“三个代表”，他们都说不全。“三个代表”是什么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是代表先进文化；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实“三个代表”没有什么错误，只不过代表这一个词用的不太合乎语法。应该是为人民谋利益，我尊重你的利益，我不侵犯你的利益，我给你谋利益，而不是说我代表你的利益。因为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就是食色性也，简单说食欲性欲，哪个也不能代表。你吃饭我代表你吃饭去，你结婚我代表你结婚就完了，怎么可能呢？所以人家胡锦涛就说了，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我给你谋利益，这是对的，我尊重你的利益。谁的根本利益就是谁的根本利益，你替人维护可以。

 
中国野蛮了几十年，尤其是革命。我不说了吗？改良、改革、革命、造反、动乱、乱动，这叫社会变迁。而社会学是改良的，改良是什么意思？往好的改。有人说改革和革命都讲根本，革就是根本的变化，改革那就是革命。什么叫上下？财富、权力、声望，把中国人分成低层、中层、上层。人往高处走，不是想上喜马拉雅山，是财富少想变财富多，声望低想声望高，权力小想权力大。那么往上走有明规则，比如考大学。有人老是攻击这个考大学，我就老跟他们讲。我昨天在中央电视台给他们策划，他们又开始攻击这个考大学了。我说我告诉你，1977年8月8号，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小平做了一个决策：恢复高考，尊重人才，这是小平干的一大好事。邓小平一辈子干了两件事叫双开，一个开放，一个开枪。毛泽东两件大事叫双革，革了国民党的命，革了文化的命。所以开放是邓干的大好事，那么这种大好事，邓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一直到今天，考大学仍然是中国最清廉的制度。高等教育的资源是稀缺的，想接受高等教育无可非议。同龄人2000万，我考那年，我是77级81届，恢复高考第一批，我们第一批报名1200万。一共考上了57万，约等于60万，大约5%。现在毛录取率已经达到25%了，今年毕业生就达到600万了。我们那时候是20多万。30年变化相当相当大，但现在同龄人4个，只有一个能进入高等教育，我问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高考是一种分配稀缺资源的比较好的办法。有人说抓阄，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抓阄。人家西藏活佛死了怎么办？皇上给一个金瓶，找几个小孩子培养几天一看没毛病。一个孩子搁到金瓶里晃悠晃悠，叫金瓶掣签，转世灵童。这招相当好。比它好的那就是民选，但民选你得有公民。我们国家多的是八民：草民、小民、刁民、暴民、愚民，最多说你是个农民、市民、居民。我们最缺的就是自由的负责任的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我们称之为公民。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讲三大公民意识，第一个民主法治，第二个，自由平等，第三个，公平正义。三大公民理念，中国人民变成了公民才可能选举，我们都是臣民选举什么？

我问人民大学的学生，你们选没选过人民代表啊？选过了。你们投票了吗？投了。为什么要投票？选举。我说你认得这个代表吗？你知道他叫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六个代表选四个？差额选举嘛。为什么这六个代表你选这四个？你给我说说。没有一个能说出来。我说你看我没有？我从首次参加选人民代表，就没投过票，全留着呢，现在有一摞了。我就有公民意识，为什么？我不知道那个代表，你也不让他们竞选，你也不让我们跟他们见面，你们就把这六个代表搁在我们人民大学的橱窗里了。这六个叫什么？某某某，男，多少岁，哪个民族。完了我看这六个的介绍就敢投票？我负责任吗？我是公民吗？对不对？我当然不投票，这六个人我不知道要选谁。你起码要让六个人跟我见见。当然不是跟我一个人见了，你找一个礼堂，说今天大家可以跟人民代表见面，可以，代表来了。我问问，你们这六个代表对于燃油税有什么态度？对于单双号你们有什么态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3000元还是8000元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跟我有切身利益的我都得问你们。你们谁的意见我觉得好我就选谁对不对？最最起码的了，我认都不认得，他连表态都没表态，我凭什么选他啊？我不选，我就留着。他们说你不选有危险，谁说我有危险了？我领票当然领了，不领票他会告诉我没领，我当然得领票了。领完票上人民大学，那有三个票箱。我从这头上去，那三个票箱每一个票箱还站个人。站一人你以为他那么认真呢？他一回头我就过去了，我那票没扔就拿出来了，怎么地？看见没有？我今年62岁，我那些票基本上都收集全了，将来那是文物。啥叫公民？你逗我，你拿我当猴耍，我不是猴，对不对？人大的学生，我跟你们讲了，你们以后再投票，跟我学，就是搁兜里，这就是进步，我告诉你。你也用不着游行，用不着竞选，还没到那时候。

中国抓民生抓三十年，民生以后才有民权，跟台湾一样。有人说为什么三十年？人家台湾是1987年开党禁报禁，经过三十年的政党轮替，现在台湾民主了，中国还不得三十年？所以说我同意抓三十年的民生，民族问题解决了，民生得抓三十年。但抓三十年民生的时候，我们要一点一滴地进行公民教育，你得让他变成公民或者国民，你得让他自己知道。一说选人民代表，最热情的就是街道的老太太。这帮家伙，有你们什么事？你们瞎掺和什么？敲锣打鼓跑去投票去了，哎哟你投什么！你说就这帮人让她选能选谁？她能选李洪志你信不信？所以说中国必须得踏踏实实地搞民生，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他是个自由的负责任的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公民。所以三十年的公民建设，就是社会学的启蒙课堂，中国人也不要急，中国人一急就翻车。1989年就急了，一顿乱枪就打趴下了。

反腐败，我们搞运动把贪官都杀了也没有用。贪官一个都不能杀，因为贪官一般都是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一个不能杀，严重的暴力犯罪还可以杀。所以废死刑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经济犯罪一个不能杀。为什么？贪官逮着了，你不杀他谁害怕？没有逮着的贪官害怕，你把他杀了，那些没有逮着的贪官好啊，杀鸡给猴看，我问他们杀一个贪官不是想吓唬你们吗？我问过那些贪官，因为我去监狱见局级的贪官见好多了。像什么陈同庆，湛江特大走私的头，湛江市委第一书记，我亲自跟他谈过。他说我不害怕，因为你杀鸡给猴看，我们比猴还精，我们围着那傻鸡哈哈笑。知道吗？所以说被逮着了你是傻鸡。后来我还纠正他们，我说人呐都比猴精，所以你不能说比猴还精，你应该说你比猴精还精。完了他还夸我，还是你概念清楚。那是，我本科大学是学物理的我能不清楚吗？概念没弄清楚你没法学物理。所以说贪官一个都不能杀。有人说我对贪官手软，其实你注意，你不杀贪官，那些没逮着的贪官害怕，最希望逮着贪官赶快杀，四个字“杀人灭口”。你说郑筱萸，国家药监局局长，正部级的干部，去年42天就给杀了。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市的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兼党组书记段义和，副省级的干部。副省级的干部犯法了，按现在规定必须出省审判，也就是说得到河北或者天津。但是段义和就是在山东审的，这就是自己破规矩。段义和也是42天杀了。为什么？就是四个字“杀人灭口”。现在逮着的这些人都是窝案、串案，往上串往下串，逮着后急急忙忙杀。所以贪官一个不能杀，对于反腐败绝对有用。江泽民就不明白这个事，江泽民前几年在反腐败大会上连续说了三个杀，老百姓挺高兴，哎哟体现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大。杀谁了？副委员长成克杰杀了，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也给杀了。朱镕基一上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勇往直前，给我准备好一百口棺材，我杀99个贪官，还有一个我自个用。”老百姓高兴，哎哟朱镕基真好，朱镕基是什么人？跟荆轲一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形象呢？职业杀手的形象。一个大国总理，把自个扮成一个职业杀手。老百姓还叫好，哎哟，好总理。好什么好？不对，方向性的错误。因为他们不学社会学，你知道吧？你想一个大国光靠杀贪官就能治好？朱镕基是个好人，后来他掉眼泪了。为什么？他曾兼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结果你看看，全都拿下。总行的一把手，都是正部级的干部，那都是给朝廷看着金库银库的。最后拿掉个建行行长，好像姓姜，我记得好像叫姜某。一个辩护律师说，我给三十多个部级腐败干部辩护过，他们百分之百都包二奶，姜没有包二奶，是不是考虑给减刑啊？听见没有，辩护词就是如此。

你想想你当央行行长的时候，你提拔的那些人，或者不见得你提拔，最起码你得同意。如果央行行长不同意，他肯定就有否决权。之后，银行贪官都往外出走。上个礼拜说，从1993年1994年开始中国是2万个贪官外逃，卷走了八千亿人民币。你说说，这种腐败哪有过？唐宋明清没有这么腐败，中华民国也没有这么腐败，中华民国四大家族把银行的钱全倒走？阿扁折腾了半天他就倒走三个亿新台币，得除四。而且他那钱也不完全是贪污，还有他的什么竞选费什么对不对？结果阿扁现在就进去了。

 
我到广东去，广东省开平市的中国银行分行的三个行长。一个叫于振东，一个叫许超凡，还有个姓许的三人。三人倒走了多少钱？4.85亿美金，三人每人掏20万美金，找了三个美国男人跟他们的妻子结婚，他们三个人的妻子就有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三个行长先生同时到达香港，每人再掏20万美元找了三个美国女人结婚，三个人都有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三个人把4.85亿美金最后弄到美国去了，一个人分了大约一亿多美金，约等于10亿多人民币。前几年，中国跟美国没有引渡条约，但是中国政府2005年加入了打击跨国犯罪公约。根据这个公约，美国政府为了表达对中国政府的友好，就把三人给送回来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下来一人，说这就是外逃贪官于振东，有期徒刑十五年。荒唐不荒唐？一个叫许霆的傻小子，在自动提款机里存了100多块钱，结果他按完了密码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多了两个0，弄出1块就给他出了1000块，结果傻小子有点贪心，又有点好奇心，就噼里啪啦地取出十七万。逮着之后算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3~10万），无期到死刑。给傻小子一开始判了个无期。人家卷走一亿多美金有期徒刑15年。傻小子有点好奇心，还不光是贪心，你丢一个钱包，我捡了，又出来一个，你说我能不捡吗？我捡了171回。后来两会的时候银行的官员跟我们辩论，说不对。相当于他到银行去取钱，银行的小姐脑子突然出毛病，晕了，他能进去拿钱吗？我说错，他没进，他就是在外面说我要取钱，按了密码。他多跺了两下脚，完了晕了的那小姐就往外扔钱，是这意思。说你到人家，敲门，人家没在，你能进去吗？我说错，他敲完门，跺了两下脚，就从门里头往外扔钱，就这个意思。我说你们银行也太霸道了，你们自个的仪器出了毛病不负责，我说这许霆叫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他是要退的，是属于民事纠纷，根本不是刑事犯罪，不是盗窃。最后还算不错，打到两会，最后判了他5年，还上了柴静的新闻调查。最后又出来一对老农民夫妇，孩子账上突然间多出来50万，就取出一部分花了。花了害怕啊，不是他的呀。后来他被发现之后把花的补齐了，50万退给银行了。无期徒刑。那一对夫妇就说既然许霆由无期改判5年了，那我儿子现在还在监狱里头，是不是也得改判啊？所以说银行霸道到了什么程度啊？自个出了错误一句自我批评都没有，把傻小子判无期。人家不就是有点好奇心吗？而且网上就说了，一般人碰到这事都有好奇心，跺两下脚就从里头扔钱，那就跺呗，他就这意思嘛。所以说这个案子也是进步，居然能打到两会。搁以前叫刑罚得当，你敢盗窃金融机构，那就是无期到死刑，连有期徒刑都没有。这象征着银行横，你偷别人可以，就不能偷银行。结果监守自盗不管，监守自盗在历朝历代都是比抢银行的罪都重。

中国的腐败不是靠杀的。我在好多地方讲，没讲之前他们说，腐败就是要严刑峻法。胡说八道，严刑峻法，中国就必须全面协调可持续，不可能严刑峻法，什么乱世用重典，那叫胡说八道。你乱世用重典，那个乱世就好了吗？因为你用重典，那死刑就是国家暴力，非常恶劣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主张必须彻底的废除一切形式的死刑，废除越快越好。现在中央有进步。我问过好多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包括清华大学的教授。我说杨佳案你怎么看？哎呀杀是得杀呀，他杀了六个人呀。你看到没有，我说他杀六个人跟杀一个人是一样的，你不要凑数。比如南京大屠杀我们就凑数，看到没有，日本人杀了我们30万。我告诉你，杀一个跟杀30万一样。南京大屠杀我们凑数就不对，为什么要凑30万。你能不能弄出一个二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六，还告诉我有七十二个找不着，这才叫做学问。你老凑整这叫什么事啊？人家以色列就是，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以色列一个一个找，找不着，失踪一个，你可以。任何人都有失踪的，都有找不着的，但你得找，你怎么凑整呢？所以说中国做学问它不敬业就在这，它以为三十万。三十万其实跟三万三千三个都是一个样。

说中国野蛮的国情，或者说老百姓还是相当愚昧，当然我主要不是责备老百姓，当然国家到现在还得树立榜样。国家暴力，还要给人枪毙。当然现在国家也不错了，已经把枪毙改成注射毒液了，这是好事。废除死刑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现在法学界基本上取得共识了。学术界还不行，凡是学人文的基本都同意，但是学理工的还不太同意。

我上清华大学去讲，我说你们清华大学是最棒的一个大学，原来社会学系极棒，但是1952年院系调整没了，所以清华大学就变成了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前几年自己给自己总结了12个字，叫：“有技术，无文化，有知识，无思想。”只是工程师的摇篮，培养的人是造车造船编软件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给他们讲，清华大学听这个，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他们都是自然科学的，那些博士我也给他们讲。哎哟他们就说我们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那你把人家杀了还不得杀人偿命吗？怎么能你杀了好多人居然还不处死你？我们还要给你盖牢房，雇人看着你，还要给你口饭吃，还要养你老死。这太不像话了，他们不明白。不要说老百姓连我们的博士都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没人讲过。所以说中国迷信暴力，只要目的正确就不择手段，这种思维根深蒂固。

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说社会学的框架。第一，我们是研究社会的变迁与流动；第二，研究社会的分层；第三个，研究社会的问题。那么问题太多了，我现在就讲一个我研究多年的问题，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简单地说，1970年妇女的总和生育率5.81。什么叫总和生育率？就是年龄别生育率之和，简单可以理解成生育速度。生育的速度可以理解为综合生育率，1970年是多少？5.81那么1971年周恩来就定了一个基调，简单说就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个基调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首脑，经过一定的调研定的，而且又经过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所以老百姓就由1970年5.81到了71年两个正好，老百姓接受。到了1980年就降到2.24。注意，1970年5.81，1980年2.24，这十年降的非常之快。每年基本降0.5，没有反复，也就是全世界人口的出生率降的最快的就是这十年，我们中国绝对冠军。1980年周恩来已经去世，不知道什么人擅自更改周总理定的，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计划，政策的基调，由两个正好，改成一个正好，现在调查谁改的，谁也不敢承认。是不是邓小平改的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的国家政策，就敢改？完了改的结果出来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81年2.63，1982年2.84。这叫欲速则不达。这么大的一个基调，涉及到千家万户，你凭什么改？改的结果2.84，怎么办？1983年全国就进行了计划生育手术的集中活动。当时从各大医院抽调主力，组成农村计划生育手术小分队。小分队的头是个医生，小分队的主体是赤脚医生，或者是兽医。当时的口号叫“一环二扎”（生一个孩子上避孕环，生两个孩子结扎。）那时候叫“暮投石壕村”，都是半夜抓人。育龄妇女带走，老太太出来看门。计生委主任说了，本季度要戴100个避孕环。你家媳妇已经生了个孩子，所以得戴避孕环。老太太说了，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你为了执行公务完成计划，我家儿媳妇跑了，我替她戴一个环。老太太第一季度替自己大儿媳妇戴一个避孕环，二季度替二媳妇戴一个避孕环，三季度替自个女儿戴了个避孕环。第四季度老太太不戴了，老太太说再戴我成奥迪了。另一老太太说你是奥迪？我早就是奥运会了我，我都戴了五个环了。

结果1983年就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手术，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大规模的有组织地侵犯妇女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空前绝后，就是为了控制人口，就不择手段了。结果怎么样？1983年2.42，降下来了，1984年2.35，1985年2.20，这次运动结束了。到了1986年2.42，1987年2.59，又上来了。

 
简单说，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是2.47，到今天计生委怎么表述呢？它是这么表述，它说中国搞计划生育搞了30多年，少生3亿多人。少是谁跟谁比的？1970年是5.81，如果照着5.81生，现在中国能多生出来3亿多，它不跟1980年比。1980年都降到2.24了，它怎么不比啊？1981年到1990年是2.47，所以说独生子女政策对于控制我国人口的规模无效。微观有害，宏观无效。微观有害，为什么？如果按照两个正好，到1980年降到2.24了，解决0.24，很快就能降到2，所以当时党的十二大提出，公元2000年，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就这么算一人俩孩子就12亿以内。结果怎么样？不是12亿，是13亿，因为是2.47，那有人说现在呢？现在不准了。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是1.2，但计生委说太低了，他们都不信，没人信。没人信就不能承担责任？因为你弄了600万人口普查员，你调查完了，一个个都溜了。一次人口普查劳民伤财，最后得了个数字连自个都不信。他们说得了，就1.8。他们找了一帮专家，叫专家？专家没调查他怎么能知道？一个个拍脑袋，这个专家拍1.9，那个专家拍1.7，最后这些专家拍的数字加一块一除，最后再一排版，包装，1.8，这1.8就这么来的，太荒唐了。

要不然说中国是四荒，荒唐、荒诞、荒谬、荒芜，你想想，你要说调查不对，不信，重新来，不用普查，抽样调查也可以，用局部推断全局也可以。所以现在的数字没人信，他们自个都不信。现在有人说1.8，哪来的？他们告诉你就这么来的，专家凑数。傻凑一块就不傻了？你给我论证一下，为什么一个人不知道，两个人不知道，都不知道，怎么凑一块，他们就知道了？你给我说说，哪个专家调查过？抽样调查也可以。人口普查是彻底的失败，为了掩盖责任他们就开始瞎编。看计生委怎么表达的？1970年5.81，1.971年正式搞计划生育，略掉周恩来两个正好的基调。说到1979年，就降到2.75，狡诈不狡诈？不说1980年，说1980年就露馅了。1980年是2.24，不说。完了这么说，到了1979年降到2.75，到了80年代又进一步降到了2.47，看到没有？耍花活。实际上没有1980年，你们都知道1981年到1990年是一个段，1991年到2000年是一个段，统计全是这么说的。为了避免1980年2.24，说1979年2.75，80年代看到没有？降到2.47。老百姓一听是啊，独生子女不管好不好，它不是少生人了吗？实际上少了吗？如果不改周恩来的“两个正好”，到公元2000年12亿以内，12大就是这么定的。这就是中国典型的“欲速则不达”。

有人说为什么要生两个？两人结婚生两个孩子，将来两人死了留两个后代，人口不增不减。再说人有三情，亲情、友情、爱情。亲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手足之情。如果一个孩子在家中没有儿童伙伴，没有兄弟姐妹，他就没有手足。没有手足他就不可能有手足的情，也就是说人格有一定的缺陷，心理有一定的残疾。“独生子女“绝对是祸国殃民的这么一个政策。必须坚决地抵制和严厉地批判。什么叫只生一个好？只生一个不好。要生就得生两，要不然就别生。生一个孩子那是对社会的犯罪。有人问家里头兄弟姐妹，对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什么好处啊？不可替代。比如小孩在家里跟兄弟姐妹玩，在玩的时候就可以有重要的心理体验。比如成就感，什么叫成就感？你小的时候把兄弟姐妹给欺负了，你就有成就感。你被他们欺负了，你就有挫折感。你跟他们一块玩，你就必须有规则。比如跳绳，什么叫赢什么叫输？你就得有规则感，你输了耍赖不认输，人家不跟你玩臊着你，你就有了羞耻感。这些情感是小的时候在游戏的时候自然而然慢慢形成的。有人说小时候我爸爸打我一顿，你爸爸打你一顿，你没有挫折感。因为你跟你爸爸不在一个数量级，不可比。比如我现在跟泰森打拳，泰森当着大伙一拳把我打倒，我没有挫折感，因为我跟他不可比。如果小时候我让我妹妹一拳给打倒了，我就有挫折感了。但是这种挫折感是有度的，她不会打死我，我也不会起来把她掐死。这种适度的情感，是一个人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如果从小就没有这种心理体验，将来就是法西斯。所以说多一个孩子在家庭中是不可或缺的。

有人说中国人多，人多是总量多。人口密度呢？中国1平方公里140人，全世界大国80个。什么叫大国？人口超过1000万人，人口密度比我们还密的17个，我们排第18位。有人说不对，因为我们有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对，这些地方自然生态比较脆弱，自然承载力比较低。早就有个教授从云南省的腾冲到黑龙江省的瑷珲（现在叫黑河）画了条斜线，这条斜线的东南半部是国土的40%，人口90%。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我们人口分布仍然是这条线。也就是说一半国土居住着90%的人，那么我们东南部的国土人口密度是多少？每平方公里240人，跟大国比我们排第十三位。前面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我们这条线东南的密度，这回讲理了，人家那可是全国。其中四个穷的，孟加拉，印度等；八个富的，最有说服力的，英国全国每平方公里240人，我们最密的半个中国240人。德国每平方公里240人，人家都是全国。日本，每平方公里340人。你最密的240人，人家是340人，你男的平均活72岁，人家男的平均活79岁，中国女的平均活74岁，日本女的平均活87岁，你是2000多美金，人家日本是人均40000美金。人家没有石油，没有煤，没有铁，我们都有。人家日本一个人0.7亩地，我们是1.4亩。所以日本的专家跟我们说过，你们穷是因为人多吗？这是100年以前日本统治者愚弄人民的话，当时日本只有4000万人，国土38万平方公里。日本统治者说为啥穷？生存空间狭小，人多地少。怎么办？占领了朝鲜半岛，“九一八”占领了东北，“七七事变”开始占领华北，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最后挨了两颗原子弹，它也不打了。现在它一亿二千五百万人，它发达了。日本综合国力排第二，经济发达，健康长寿，环境相当棒，森林覆盖率达到70%。你们想想。所以日本的专家跟我们说，100年以前日本的统治者愚弄日本人民就这么说的。100年以后中国的头也这么说。中国为什么乘车难、住房难、就业难、就医难啊？人多。人多谁的毛病？农村妇女肚子老大，所以就得抓大肚子，成了天下第一难。

如果农民只生一个孩子，你这2.3亿农民工就没有。实际上你们家那保姆都是人家超生的，人家给你超生了一个，你用人家还骂人家。现在农民说不给你生了，麻烦了。当时人家还给我举个例子。第四次世界伦理大会在中国开幕，人家讲了一个逻辑，西方为什么攻击你们搞强迫计划生育呢？因为生育权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妇女她有权决定跟谁生，什么时候生，生几个？这是妇女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人家就说了，挤公共汽车，地球就是辆末班车。如果这辆车是末班车，我问问你，你上去之后你怕挤，你能不让人上吗？北京人挤公共汽车你们都知道，脚踩第一层板，身子还在车外呢，北京人说往里挤，还有空。等到脚踩第二层板，身子进到车里，北京人回头说，别挤了，等下辆，所以北京市公共汽车的第二层脚踏板，我们叫变心板。但我问问你，如果是末班车你能这么说吗？没有下辆。你爹你妈、我爹我妈把你我生出来了，也就是说你我已经挤上了这辆末班车了，你怕挤，你自个下去，你不能不让人家上。如果你生出来了，你觉得人多，而且人多又是穷的原因，你又不愿意穷，你可以自杀，你不能不让人家生。所以计划生育就是一种强盗逻辑，人多了你还生？你再生影响我的利益，影响了你的利益你就可以不让他生？这是不是强盗逻辑？所以说计划生育非常之野蛮，完了还振振有词。我就不让你生，你有什么权力不让我生啊？有人说了，你要不管他，他不就会给你生五、六个吗？胡说八道。第一，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人家都不多生。人家搞过计划生育吗？人家搞过一环二扎吗？为什么人家别的民族都能够做到不生少生，为什么中华民族就非得用这种野蛮的办法？再说了1970年5.81到1980年降到2.24，那十年有这么搞强迫计划生育的吗？基本上没有。那为什么就降到2.24了呢？为什么多0.24呢？我们调查了，100个妇女生2孩子。其中：25个妇女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满意了；25个妇女一个女孩一个男孩满意了；25个妇女生两男孩马马虎虎满意了；25个妇女生2个女孩她们不满意。为什么呀？因为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简单体力劳动范畴内男女是不一样的。女的有五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所以女的就得保护。妇女就不能从事高温、井下、野外作业。比如说妇女就不能挖煤，是不是歧视妇女？不是。在优秀劳动、复杂劳动的范畴内，男女是一样的，男的当医生、教授、总理、总统，女的照样当。但女的从事重体力就不许，这叫歧视妇女吗？我们国家反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九个常委全是男的。政治局委员25个，十六大好，一个女的吴仪。十七大还是一个。吴仪是政治局委员，身体也不错，也挺清廉，能力也挺强。为什么不让人当政治局常委？我就说，九个常委里头八男一女过分吗？那一女就吴仪，过分吗？人家已经当了政治局委员了，你再让人往上走半步那不就是政治局常委吗，那不好看吗？胡锦涛在这说，这八个人是我党新一代领导的核心。你看到那八个人没有？全穿着黑西服，个头都差不多，好看吗？一排黑，你要来个吴仪穿个红的不挺好看吗？你党中央就连八男一女你都做不到，政治局委员25个，1女24男，这是十六大。十七大最起码应该是2女23男，你们说过分吗？这是关键。
你不能说男女都一样，男同志干的，女同志也能干。干什么？挖煤？错。为什么生了双女的那四分之一还想生第三个？这就是双女户的悲哀？妇女主任讲，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就是双女户、纯女户的继续生育行为极其顽强，继续生育愿望极其强烈，杜绝双女户的继续生育行为就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人家主任讲的绝对正确，问题是怎么解决？两个思路，一个是大禹治水的思路，疏导。一个就是大禹他爸爸的思路，就是堵。正确就是疏导，什么意思？第一胎生女的，第二胎让你生个男的不就完了吗？

 
所以在199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生物科学部临床医学组，我们申请了一个课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我们这个题目很简单，就是用一套技术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三个文明一起抓，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第一，我们进行过生育意愿的调查，是198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给我们的课题：怎么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好，这么大个课题我们从根本上来，先看看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十种可能性：一个孩子不要，什么意思？叫双倍收入，二人世界，尽享人生，这属于丁克家庭。他们信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人家想当活菩萨，所以一个不要。现在我们结婚的人里头大约有10%的已婚的人叫不孕不育，就是受孕的也堕胎，他一个不要。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就是不生，其中最发愁的是德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新加坡。他们就是不生，比如德国，500年以后也许就从地球上消失了。现在最着急的不是德国，是俄罗斯。他们的前总统普京就提出了，只要是俄罗斯的女人，不管你们跟谁生，生出一个孩子奖励两万美元。还是不生。现在俄罗斯出奇招或者叫邪招，集中做爱日。隔不了多久放一天假，凡是结过婚的哪也不许去，家里呆着，还得把窗帘拉上。如果怀孕了将来生了孩子，奖励别墅。怎么样？俄罗斯还是不生。所以说我们国家两个问题，一个是素质高的，城里人不生；一个是穷人可能还要多生。所以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世界。人家世界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发达国家人口萎缩。我们国家两个问题全有，走过了头。因为让一个生育的文化变成不生育的文化，难。一旦老百姓接受了不生育文化，再想让他生育更难。

中国就这么折腾。原来是多子多福，毛泽东说了，世间一切因素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人多是好事。周恩来一死，突然间走到一个极端，人多是坏事。刚才我就说过，乘车难，住房难，就业难，就医难，就因为人多。实际上两个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落实科学发展观，叫适度。所以说你们听了我这个讲话，回去要好好落实科学发展观，什么意思？能生俩一定得生俩，这叫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可持续发展。你想想，两个人25岁结婚底下有两孩子，50岁的时候孩子有了孩子。到了75岁预期寿命，形成所谓的三代六口。如果你底下一个孩子两个人25岁结婚，生一个孩子，上面有50岁的父亲母亲，50岁的岳父岳母或者公公婆婆，国家人口老化了，你怎么办？将来这代独生子女人格缺陷、心理残疾，独生子女本身就有一种病，我们叫溺爱综合症。农村逼急人家了，人家说我要俩，如果没有男孩，人家溺弃女婴。所以新生儿的性别比年年失调，应该是103个男婴对100个女婴，最多不能超过106个，1982年是108.48个男婴，到1990年是111.81个，到了2000年是118个，去年119.86个，简单说120个男婴，已经是120个男婴对100个女婴，将来进入婚龄以后最起码几千万个光棍根本不可能找到老婆，找了也别高枕无忧，每对夫妇，后头就有若干第三者等着插足。直接威胁和谐社会。

解决双女户的生育行为，我们的办法就是在生育意愿的基础上，生育意愿：一、就是一个不要；二、要一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三、要两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四、要一个男孩；五、要一个女孩；六、要两个男孩；七、要两女孩；八、要三个以上；九、不知道；十、不回答；十种可能性，我们全国搞的调查。书记处的经费给的合法性，简单的说它的结论是88%，跟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如出一辙，他们的生育意愿是90%，90%的中国人愿意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叫民意。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图好，我没听明白，什么叫好？你不知道好吗？一个女加一个子就叫好。阴阳平衡，将来我娶儿媳妇他跟我要彩礼，我嫁女儿我也跟他要，这叫公平。所以儿女双全，就是符合国情，符合民意的。我有调查根据，决对不是瞎说。所以我们搞了个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用提高技术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来保障一对夫妇生俩好孩子，如果你愿意，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当然了，如果你说不控制性别，最好。那你要冒四分之一的风险变成双女户，同时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变成双男。国家需要的是宏观平衡，我问过石家庄地区的干部，我说你们能不能控制住这种人类再生殖的新技术？因为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他们说能，我们的行政控制能力可以。我说你们怎么控制？他说我们一对夫妇结婚以后我们发票，一个儿子票，一个女儿票。他要想生两儿子，不用控制胎儿的性别，他就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变成双男。同时告诉你还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变成双女，一旦变成双女给你一笔双女户养老保险。第二种控制性别，就控制一男一女。如果我们控制性别，你还想要两儿子，可以。你找一个愿意控制性别生两女的，把他们家的儿子票跟你们家的女儿票来对换。对换以后签合同、办公证。你注意他控制性别两女儿，你就可以控制性别俩儿子。如果你找不到对换的对象，那对不起你就别控制，或者一儿一女，就这么简单。所以农村的干部就说，我说你那儿农民有不讲理的吗？我就要控制性别，还不跟人家对换，就要两儿子。这种人有没有？他们说有。有多少？绝不超过0.5%。我说你们怎么办？太好办了，我们找他去。你一个脑袋我一个脑袋，你控制性别两儿子，我也两儿子。咱们大家都是两儿子，你说那是什么结果吧。那农民说了，没儿媳妇了。没儿媳妇什么结果？断子绝孙亡国灭种，你知道你什么罪吗？断子绝孙罪。农民不讲理？农民绝对讲理。你让人家生俩，人家就从5.81没用十年就降到2.24。如果当时有第一胎生女第二胎生一男的，他干嘛生第三个？90%绝对不生。再说了，控制人口最主要是两招，第一招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这是世界银行官员考察中国的报告。所有的文明国家、发达国家人家也不多生，都是这么干的。没有一个国家要靠强迫命令。我们国家文盲妇女平均生5.86个孩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的正式报告，小学4.8个，初中3.74个，高中2.85个，大专以上2.05个。也就是说全国的妇女都弄到大专以上，平均就不用管了，她生两个。第二招提高性文明程度，性的目的是什么？生育。还有，快乐，交往。通过快乐交往，维持双方的身心健康。所以性的目的是俩个，一个目的就是生育。女的一般一辈子排400个卵，2个有用，剩下398没有用。男的一辈子平均射4000回精，两回有用，剩下生孩子没有。男的高潮集中加起来15分钟。所以王朔说，过把瘾就死了，我说干脆你就集中过这15分钟。人怎么能过把瘾就死呢？人应该可持续的快乐，是不是？

我们人民大学性研究所所长叫潘绥铭潘教授，人家说潘绥铭就是性社会学的头号专家，他的目的就是提高中国性文明程度，把妇女由男人的泄欲工具和生小孩的机器中解放出来，这叫性解放。我们国家最缺的就是性解放，我们多数是性放纵和性禁锢，性解放也不能过头。所以说如果这边提高了性文明程度，每个人都有避孕的知识，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用避孕的药物和器具，那样性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交往，快乐，以及通过交往和快乐维持双方的身心健康。这是性学字典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就走上了性文明的道路，跟全世界一样叫国际惯例。一方面提高性文明程度，一方面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大家就不多生了。这样的话，即使你让她随便生，她不也就是生俩个吗？这就是发达国家。而我们国家呢？据说我们国家的农民他就是不成，你要是不这么管着他，他就给你生三个五个，那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极大的污蔑。实际上我一再地说，周恩来说两个正好的时候老百姓基本上就接受了，1980年就到了2.24个了。后来擅自更改，现在我跟他们讲，如果我们搞儿女双全，现在已经都晚了。因为现在的独生子女已经达到一个亿了，现在城里人根本就不生了。你让他生他也不生，麻烦大了。但计生委说什么？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这叫什么逻辑。人家周恩来说两个正好，他们不稳定，他们擅自更改。既没有跟老百姓商量也没有按照当时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好好跟咱们商量商量，就给改了，改了三十年改错了。现在我们说要恢复周恩来的“两个正好”，而且可以更上一层楼，儿女双全。他们说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什么意思？独生子女就不能控制性别，你独生子女控制性别就麻烦了，全是儿子。所以说控制胎儿的性别，儿女双全必须跟周恩来的政策“两个正好”配套。把一个好的变成坏的他们不稳定，把一个坏的变成好的他们要稳定，你说这叫什么逻辑。老百姓也这么说，你问中国人为什么穷？人多。这不都上当了吗？你人多是穷的原因吗？中国2000年以来人口始终没有达到一个亿，人口大震荡四回。什么叫大震荡？人口锐减一半以上。最惨那年就是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我们中国人锐减百分之七十五，中国人口不到两千万了。本来都接近八千万一个亿了。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一亿人多吗？照样农民起义100多次，照样“人相食”饿殍遍野。现在咱们说十三亿了，你不都吃饱了喝足了吗？
 
 
所以一个国家好不好跟人口数量关系不大，关键是政治体制，关键是你怎么让这些人能够发挥自己的公民权利，他是一个自由的和负责任的公民。所以说我们中国必须批判这些个荒唐的理论，干么非要硬干？计划生育是对的，但是计划生育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意思。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是计划生育，但绝没有只生一个的意思。所以以后要计划生俩，这叫落实国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独生子女是我国基本国策，你们去查，没有一个人、一个文件说过。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晚婚晚育，一对夫妇两个孩子，间隔两三年，这就是周恩来那时候的口号，24岁生一个，26岁或者27岁，再生一个，如果你愿意，生一男孩一女孩，如果不愿意，两男或两女都接受那也好。但由于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些简单体力劳动，承包的那些地，所以农民就必须得有个男孩。因为将来他老了，谁给他种地？如果他就一个女孩就没有办法。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深刻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出来的明智选择，别老说人家落后。我们这些人生男生女都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又搞了一个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本来没有问题，到公元2000年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完成党的12大的任务，根本就不会2.47！1980年降到2.24，再解决了这0.24，最后的结果就是1.9，所以我们那方案叫1.9方案，《全国政协报》登过。愿意生的生俩，还有不能生和不愿意生的，所以最后全国是1.9。其实也用不着生1.9，整2就完了，所以这个叫0增长。世界上有个0增长协会，就是2个人生两孩子，死了留两后代。人口不增不减，既不会过分老化，也不会性别比失调。但这个问题仍然是政治问题，不许你说。我这种观点，只能在“凤凰卫视”让我做直播的时候，我就利用直播的机会说。我说完了之后他们就挺害怕，他们开会就不敢叫我了。不叫就不叫，我上“三味书屋”来说，20年前我就说过。其实道理都很简单，我们社会学有一句名言，或者说我们的座右铭就是一句话，“非名山不留仙迹，是真佛只说家常”。所以你这儿就是名山，我就在这儿留点，也谈不上仙迹，谈点我的观点吧！错了那你们批评指正。如果你们要上网要小心，像我这样观点的人大代表，我准备明年再找，今年一共有三十多个人大代表已经要求迅速恢复周恩来“两个正好”的国策，但是人还不够，才有三十多个，两千多个代表。我准备明年找他几百个，我要找到超过一千五百个代表，这事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