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克丝.克莱因 | ||
 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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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
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薛伊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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