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丝.克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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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学

人类起源之谜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
自从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人类这一支系是何时、何地从共同祖先这一总干上分离开来的?什么是他分离开的标志?原始人类又是何时、何地转化为真人的……
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古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的回答。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真人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真人出现以前的人类祖先,科学家们称之为“前人”。直立是前人从人猿共祖主干上分离的形态学标志,他从主干分离的地区可谓人类最早的摇篮。真人不断演化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人,同时形成现代不同的人种,这个进化过程完成的地区便是人类演化最后的摇篮。
在探索人类起源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人类是一个生物物种,他只能有一个祖先,不可能是多个祖先。不能说黑人有一个祖先,而白人又有另一个祖先。因为不同的物种之间虽能婚配,却不能生育后代,只有同种能育。如果我们主张人类多祖论,就会在生物学上犯常识性的错误,现在已证实了人类多祖或多元论是违背科学常理的。
人类从人猿主干上分离,究竟发生在哪一地区?是在非洲,然后走进亚洲,还是在亚洲?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的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
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
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
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
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
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
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它提供了早期人类群居的证据,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
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
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
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
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
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
60年代,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兰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
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
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
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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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北京直立人”,英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中国的直立人化石。生活在距今大约70-20万年。遗址发现地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这处遗址是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质学家
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的,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而在此时期所发掘出来的头盖骨却在1941年时下落不明,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现存唯一真标本是1966年从顶部堆积层发现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后来又发现了石制品、骨角制品。 当年参与挖掘的中方人员包括后来的院士贾兰坡先生,随着他的去世,一批当年挖掘的照片无人整理保管。

中国的直立人化石。通常称为北京猿人、中国猿人。出自北京市西南郊周口店附近的一处洞穴堆积中。这处堆积是1921年发现的,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 年12 月,在这里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此后又发现石制品、骨角制品和用火遗迹。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周口店发掘中止。50 年代后又出土若 干人类化石  。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已经出土属于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10万多件石制品和骨角制品,近百种哺乳动物化石,上百种鸟类化石,以及用火留下的大量灰层。这些发现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材料最系统、最丰富的直立人遗址。北京人的发现意义重大,证明了直立人的存在,明确了人类发展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91年,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人在人类进化历程中已走过很长的路,但其外貌仍保留了不少原始性状。如头骨低平、眉嵴突出、面部短而吻部前伸;脑量平均仅1000多毫升,大约只及现代人的2/3;身材粗短,男性高约156厘米,女性约144厘米;腿短臂长 ,头部前倾 ,给人以似乎站立不稳的印象。实际上其四肢骨已与现代人接近,能够步履稳健地直立行走。北京人从居住地附近的河滩、山坡上挑选石英、燧石、砂岩石块  ,采取以石击石的方法打制出刮削器 、钻具 、尖状器、雕刻器和砍斫器等工具,用来满足肢解猎物、削制木矛、砍柴取暖、挖掘块根等种种需要。有些学者认为,当时已会制造骨角器。除狩猎外,可食的野果、嫩叶、块根,以及昆虫、鸟、蛙、蛇等小动物也是日常的食物来源。烧焦的朴树籽在洞内成层地发现,美洲的印第安人至今还食用这种野果。鹿、羚羊,也许还有野猪、水牛等大动物,偶尔也会成为北京人的猎物,它们的骨头常常在洞内出现,上面往往有清楚的砍切痕迹。北京人会用火,成堆的灰烬说明当时已能很好地管理火。科学家根据出土的动物和植物化石,得知昔日周口店一带森林茂密、水草丰盛,气候一度比今日华北温暖。随着全球性的气候波动,这里在几十万年间也曾发生冷暖、干湿的频繁交替。北京人会用火则大大提高了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

北京人大约在60万年前来到周口店,在这里断断续续地生活了近40万年。到约20万年前,北京人才离此而去。

北京人的
颧骨较高。脑量平均仅1000多毫升。身材粗短,男性高约156厘米,女性约144厘米。腿短臂长 ,头部前倾。
有些学者认为,当时已会制造骨角器。除狩猎外,可食的野果、嫩叶、块根,以及昆虫、鸟、蛙、蛇等小动物也是日常的食物来源。
在北京人住过的山洞里有很厚的灰烬层,表明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和保存火种。
研究发现,北京人通常几十人结成一群。寿命很短,大多数人在14岁之前就夭亡了。
198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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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

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
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
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薛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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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薛伊琳)
拉克丝.克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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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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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北京人生活时期的部分动物
当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附近的时候,那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当时的地形,北边是高高的群山,连接着北京的西山,西边和西南是婉蜒起伏的山丘。山上山下长满了各种树木和丰茂的野草。凶猛的剑齿虎和狼、熊等野兽,聚生于森林中,出没于山野间,威胁着北京人的安全。当时剑齿虎的形态和大小同现代的虎近似,上犬齿扁平,有的前后有锯齿,利如短剑。剑齿虎捕捉食物时,口张得很大,非常凶猛。北京人因为常常同猛兽搏斗,而丧失生命。他们成群地出去打猎,主要是猎取肿骨鹿、梅花鹿、野羊和野马等。

(薛伊琳)

拉克丝.克莱因
发表于: 2007/12/6 22:04 引用 回复 只看该作者 6#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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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学术界最广泛承认的说法,现代东亚人是大约五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亚的人类的后代。而研究发现,北京猿人和今天的中国人也没有关系。
这一点远未定论。

国际学术界对于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争论不多,但近几年对于现代人起源问题却有较激烈的争论。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为典型的不少学者以基因检测得出的数据为依据,认为大约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的现代人,其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迁徙并取代了欧洲、亚洲的古人类。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金力与中国一些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后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基因证据并不支持中国的智人(亚洲黄种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相反他们认为,4万年到6万年前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到达中国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古人。

然而基因研究的可靠性存在争议,科学家们通常只关注占线粒体DNA序列7%的“控制区”,其他区域的变异情况被忽略了。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研究员表示,与基因证明相比化石证据更重要,因为它们更直接。许多人之所以接受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400多万年前以及150万年到300万年前能直立行走的人类化石。他认为化石证据表明,中国的现代人类起源于本土的早期智人。5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在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安徽和县等地发现了60多处古人类化石地点以及千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量化石和考古证据证明,从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中间没有间断,是河网状不断推进附带少量杂交而来的。

法国古生物学家伊夫·科庞也认为,现阶段化石比基因证据更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亚洲的现代人与亚洲的古人类之间确实存在连续演化关系,在中国看到的各时期亚洲人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征。“很难相信我们现代人都是起源于非洲的”。

基因检测推断人类起源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问题,这只是一种间接证据,仍属于推测。科学家检测同属非洲种的欧洲尼安德特人化石,古碱基对只有380左右,而人体的碱基对共有约30亿个。以检测少量的遗传物质来推测整个人类的起源,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非洲说之所以流传广泛,主要是媒体断章取义大力宣传的结果,从事基因推测工作的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可靠程度和制约因素是有所交代的,但媒体宣传时往往对这一部份避而不谈以达到其吸引视听的目的。

(薛伊琳)

拉克丝.克莱因
发表于: 2007/12/7 12:50 引用 回复 只看该作者 7#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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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指的是从人类出现到国家形成那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距今约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0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原始社会。这个时代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

当古猿从树上走到地面生活,并用石块和木棒作为劳动工具的时候,人类社会就产生了。人们最初结成几十个人的小群体,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这种群体生活的历史相当长,至少占人类有史以来的99.7%以上的时间。大约在1万多年以前,人类社会组织发展成按血亲关系组成的集体──氏族公社。早期,氏族成员按母亲的血统确定亲属关系,叫母系氏族。氏族内由氏族成员民主选举最有声望的人担任首领。母系氏族时期,世界五大洲都有人类居住。随着生产的发展,男子的劳动地位越来越重要,亲属关系也由父亲血统来确定,父系氏族就产生了。后来,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未必有亲属关系的一群家庭组成的农村公社又取代了氏族。

原始社会是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剥削的社会,同时也是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社会。最早的人类用简单石器和木棒采集植物的根、茎、种子、果实,猎取动物,作为食物。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在磨制的石器上钻孔,装上木柄,制成石斧、石锄和带尖石的枪矛,还发明了鱼钩、渔网,用人工取火和制造陶器。工具的进步,使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母系氏族时期,人们能够建筑木结构的房屋,过起定居的生活,后来又培植了小麦、大麦、水稻、玉米等农作物,驯化饲养了狗、羊、猪、牛、驴、马等,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父系氏族时期,手工业也发展起来,纺织、陶器制造、榨油、酿酒已成为专门的行业。一些地区的居民开始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剩余的产品,产生了贫富分化,进而是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各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加剧。这些就促成了国家的出现。原始社会也就到此终结了。
拉克丝.克莱因
发表于: 2007/12/7 12:51 引用 回复 只看该作者 8#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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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语言和象形文字。语言和文字又促进了人的知识积累和扩大,文化也随着有了发展。原始人类已经创造了最早的绘画、音乐和舞蹈。由于自身能力和认识的限制,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交织一起,构成了原始宗教。氏族上层还出现了控制神权的僧侣,他们维护已经出现的贫富分化局面,加速了原始社会的解体。

中国的远古历史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天、地的出现及人类的产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关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一类的传说流传久远。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地质学的发展,揭示了地球形成的奥秘,也揭示了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目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00余万年,因而非洲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在中国,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200万年。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等等,数量很多、分布地域也很广。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提出:东亚地区也是人类起源地。

人类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它是古猿演变而来的。最近几十年间的考古发现和古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证明,古猿与早期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使「从猿到人」的学说,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据。

人类的出现与劳动有关。人类最初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考古学家为与后来出现的磨制石器相区别,将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后者(即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为了研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考古学家还将它们分为早中晚三期。旧石器时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与古人类学家依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果实和渔猎为生。他们不会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栖身,过着群居的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学会用火。先是采野火,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击火石取火、钻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化有很大的意义。它可用于照明、驱除野兽、驱赶寒冷,还改变了人们生食的习惯。由于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使更多的养料被人体吸收,并使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有所改变,促使人的体力增加、脑髓发达。如3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一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脑容量为1200─1500毫升,已达到现代人的脑容量变化范围,身高也与现代华北人的身高接近。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说明古今人类在这块大地上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宽广。
拉克丝.克莱因
发表于: 2007/12/7 12:51 引用 回复 只看该作者 9# TOP
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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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进入全新世以后,地球的气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考古学家经过长期探索、研究,发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与当代中国的人口布局十分相似,相对集中于河网密布的东半部。人们的食物结构也是南方种植水稻、北方种植粟稷。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经出现栽培稻,说明水稻的发源地在中国而不是印度。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雕琢出玉器,发明了纺织技术,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七声音阶,可以吹奏旋律,还出现了刻划符号。7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说明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驯养。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还出现了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养殖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品,还掌握了人工冶铜的技术,铸造出青铜刀一类小工具。4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种植五谷,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蚕丝,他的大臣发明文字、舟车以及黄帝战蚩尤等,因这些发现而说明这些传说并非虚妄,它们包含了不少历史的影子。这些发现还说明,中华文明确实是源远流长。

古代居民聚族而居,所以在今天发掘的遗址中可以看到居住时形成的聚落,在墓地中看到排列有序的墓群。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当增至一定数量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又分离出新的氏族。它们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规模较大的部落。在原始社会后期,中华大地上有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古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族和炎帝族为主体。它们最初居住在今天的陕西,后来分别向东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它们与西进的东夷集团、北上的苗蛮集团发生过多次战争。传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和炎帝打败了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集团,使华夏集团的势力扩大到今天的山东境内。为了争夺联盟的首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战,炎帝战败。地处北域的黄帝乘势南下,使炎黄二族的势力达到长江和汉水流域,华夏集团的势力得到空前的扩展。以后的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华夏的特定地位,黄帝也成了华夏的共同祖先。
拉克丝.克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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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有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人们各尽所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选举公正、贤能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进行生产、抵御外来的侵扰。因此,古史传说中出现了尧举荐舜、舜举荐禹,禹先举荐皋陶、皋陶死后又举荐益当部落首领的故事,历史上称这种作法为「禅让」。这是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公有,因而没有争夺欺诈、也没有盗贼劫掠的时代。古代史学家们称这个时期的社会为大同社会。

古代居民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在恶劣的环境中与各种自然灾害顽强地进行斗争。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久远:面对滔滔洪水,野兽肆虐,尧为了把民众从水患中解救出来,命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虽经九年努力,仍以失败告终。于是,舜命禹治水,禹总结了鲧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他一心一意地率领民众兴修水利、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八年(一说十三年)时间,终于征服了水患。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屈不挠、积极抗争的无畏精神。

随着生产力提高,一个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超过他本人的消费而有了剩余时,俘获的战俘不再被杀死了。他们沦为奴隶而被强制进行劳动生产,他们创造的财富被主人全部占有。这样,私有制出现了。考古学家在龙山文化中发现了有的墓葬有棺有椁,有许多陶器、玉石器、象牙器和象徵财富的猪下颚骨等随葬物品;有的墓葬只有一个不大的墓穴和几件陶器;还有一些死者身首异处,既无墓穴、也无随葬物品,甚至被丢弃在废弃的窖穴或沟壕之中。这说明,这些死者身份、地位和占有财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一些首领利用他们的特权首先富裕起来。贫富分化的不断发展,氏族与部落内的掌权者首先成了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级,表明原始社会到了末期。在这种情况下,族与族之间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目的的战争频繁出现了;为防御敌对一方的掠夺和侵扰,它们各自筑起了一座座高耸的城池;为适应战事的需要,兵器的生产受到普遍重视:为维护特权者的利益,他们摈弃过去的习惯法,制订了新的制度法规;「禅让」制度也不可能继续实行,必然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到夏禹死后,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首领的位置,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新时代,称为小康社会。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代。
也有古老的时代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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