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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九点把我叫醒！！！我有个重要的演讲…拜托那时侯叫我起床…谢谢！！玫捷”
   
        这封凌晨3：55分到我邮箱，标题为“yeah!”的email邮件，是哈佛一年纪新生汤玫捷对我到哈佛的热烈欢迎。那是去年5月，她从中国大陆到校园9个月之后的事。除了邮件杀过来的那个不寻常时间，你很难想像它的作者在Cambridge做出的成就，用哈佛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惊人。也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个明星学生。她穿着汗衫，卡其布裤，10点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哈佛科学中心的咖啡馆里，象几个月前第一次见到我一样微微鞠了个躬，道歉她因为准备课上要作演讲，迟到了几分钟。

        是她的话题泄露了她的身份。玫捷在啃忌士汉堡，喝咖啡之余，润色着为一节名叫“成功故事”的写作课所准备的演讲。那节课讨论的问题，用哲学家William James的话说是“我们国家的疾病：对成功的追求”，也正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在玫捷的国家里。“什么是‘成功’？”课程大纲里这样问，“是一个人财产的价值？道德的崇高？受欢迎的程度？家庭、学校、流行文化怎么影响我们对成功的认识？又怎么引导我们看待失败？”在哈佛，她和她的同学们读着《了不起的盖茨》、David
 Brooks那本关于美国履历丰富的孩子的书，看着电影，讨论着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一个以培养着21世纪世界级人才摇篮为目标的国家，玫捷就是一部电影。从她在上海的学校一越而出，在华盛顿上了一年私立高中，来到哈佛，她完美体现了是中国正在努力塑造的新一代学生，一代有望拓宽中国对成功的定义的学生。

          在楼下的计算机房里，玫捷给我看用google搜索她名字是跳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中文网页。“这个很没想法”，她笑着说，她太熟悉中国对与哈佛两个字相关的事物所表现出的热情。2004年12月，当时被美国精英大学入取的中国学生尚且屈指可数，留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被普遍看好的环境下，玫捷以提早入取进入哈佛一事，在中国媒体里引起轰动。在她父母给我一包新闻资料里，她是每个中国父母理想中的孩子。儿童杂志上有她和父母的照片，和关于“培养孩子”的建议。76项市级以上奖项获得者，她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们希望成为的目标。“她的成功告诉我们什么？”上海中学生报的标题这样写。“玫捷扣开了哈佛的大门，你也想吗？”新闻早报用粗体字这样问。很长一段时间，她被记者包围着，要求采访。她自己回忆说，出版商纷纷要求与她签约，出版她的故事，厂商也来找她代言各种商品。高盛中国部的一名主管邀她成为当时在建中的某私立学校的顾问委员。

          4月1日出刊的《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四月号刊登题为“新教育”（Re-education）的长篇报道。讲述了原上海复旦附中女生汤玫捷在哈佛大学的一年级生活。（汤玫捷提供）

          真正出色的是玫捷对这些荣誉的应对。她不习惯媒体的吹捧，拒绝了所有商业邀请。也总是努力澄清某些不符事实的说法。“不要叫我‘哈佛女孩’”她对许多采访记者说。她在说的是6年前进哈佛的女孩刘亦婷。1999年她到哈佛的时候也在中国掀起风波，她的父母出版了“哈佛女孩”一书，讲述女儿的成材之路。书卖了将近150万套，引发一阵成材教育类书籍的风潮。玫捷的成功，不是力争成为全班第一，她也不想被塑造成按部就班的模范。她在很多学科表现优秀，但是她的学校报告里，她的总分排名不到前10%。她的父母就这样站在边上，惊讶地看着女儿一路用不寻常的方式在课堂之外获得成就。

          在各种各样不着边际的宣传和议论中，玫捷坚持认为中国学生（或家长）最不需要的一件事就是被鼓励去盲目崇拜一个学术品牌名称，更不需要被告知说有一种新的规则要遵守或是狂热竞争需要加入。这种压力他们已经承担了太多了。在这个有着漫长的阶级化人才选拔传统的国家里，这种压力无处不在——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帝王科举制度，在现今被恐怖的大学入学考试所指挥着的学校里仍然存在。中国人叫它高考，一个为期三天的严峻考验——为它做准备的过程辛酸痛苦，而一分之差就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玫捷正是不愿让那种高中前就已经形成的疯狂复习考试的主导思想抹杀自己的好奇心。在她的经历中，美国始终代表着一种较少压力，更有吸引力的学校教育方法。“美国有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和美国教育里的一些东西有关的。”她告诉我。“很多人会认为这是陈词滥调，但这之后有着很深的含义，虽然它（美国教育体制）也有很多缺点——比如有些不好的公立学校什么的。但是的确有些与我的教育体制非常不同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2005年的秋天，玫捷到了哈佛，她知道她要作什么了。她要把美国教育的优点带回中国。她开始主持创办一个有学生举办，面向学生的交流夏令营。她叫它“哈佛中美学生领袖峰会”，英文读作H-silk，有“丝绸之路”之意。2006年8月，在那所她加入委员会的私立学校，一群哈佛本科生模拟起了一个美国校园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玫捷和她的核心工作小组（一群哈佛女生，都是中国血统，其中一些是美国长大的）组织了为期九天的小组讨论，其话题涉及到数学和科学之外的广阔领域。HSYLC还会提供课外娱乐和社交活动-这些是提供给学生尝试新事物和与别人交流的机会。而不是让他们为了得奖而去竞争。玫捷设定的峰会活动参与者是经过一种非中国式的方式挑选出来的，百余名有前途、有潜力的中国高中生。玫捷和她的录取委员会挑选这些优秀的高中生的时候不只看他们的课堂成绩有多好，而是注重于他们的课外活动，和他们对于在学校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问题的开放性回答。在她的问题里有些在美国看似普通，但是在中国确很不寻常的问题，比如：“如果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你会怎么做呢？”

          玫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帮助改进中国教育——让她和政府持续了30年之久的奋斗站在了同一战线上。30年中，政府对中国的中学及大学进行了全面整顿，以使其能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保持步调一致。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于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标志着教育体制的全面复苏。一个发展的经济需要一个好的教育体制，因此它受政治的影响也逐渐减少。从那以后；在包括提高教育普及率、大学入学率在内的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些有远见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关注这样一个现实：为了考试，学生面对的压力过大，而忽略了对诸如创造力、应变能力、主动性、及领导能力等，这些全球化的市场要求人才具备技能的培养。“学生被埋在无边无际的家庭作业里，为了一个又一个模拟考试奋斗，这些把他们弄得头晕眼花。”前副总理李岚清在一本记述他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努力的书中忧虑地说。学生们精疲力尽地走进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却没有学到什么——在国家正急需创新人才精英的时候。一个最近来自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题为《中国人才短缺告急》的报告尖锐地指出了中国死板过时的所谓“填鸭式”教育传统所产生的令人担忧的后果：毕业生缺乏适应力，语言能力和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雇主们所寻求的团队精神和项目实践经验。

          虽然美国的教育者们正在努力吸取亚洲教育的强项——以考试为中心的观念和对于数学、科学和工程的极力强调——中国的教育者们反而正努力将西方对批判性思维、全面发展和领导能力的强调融入他们的教育传统。换句话说，在典型中国官方强制性的乌托邦模式的方针指导下（就像全世界的教育界一样），学校必须努力“在各方面塑造公民素质，为每一个学生作出不同的努力，为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文化和科学潜质提供空间，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体育和心理素质，使学生更有活力地发展，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玫捷能成为明星学生，是政府公开号召“素质教育”的表现——“素质教育”通常被翻译为“品质教育”，有时是“品格教育”或“全面发展的品格教育”。她的故事也同时引出了政府工作的问题：政府的努力更大程度上停留在言辞，而缺上资金上的支持。这个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在国家不再分配工作的情况下，去追求自己更有所成的道路；也是为了培养出具有灵活技能的，最适合国际化知识经济的劳动力。但是个人的愿望与国家的需求能够协调吗？新时代那些最有潜力的学生会不会仍然像以前那样被严格管制，负担过重？当新的机遇开始出现，压力也随之而来。如果玫捷的个人发展轨道和她所创办的中美学生领袖峰会可以作为一个导向，那么最有可能刺激中国深层教育变革的力量也许就是学生们自己。他们将在这个却更强调独立和国际视野的时代，与背负的压力抗争。团结起来，优秀的学生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