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明帝国（1368－1644）疆土原非汉唐可比，历史远也难追殷周，但汉唐多为抚远，殷周形统权散，有明终成改土归流、政由国出之象；在中央集权一事看，也只有宋以及后继之清能与大明比肩；在政在人在风物，明朝遗赠后世的也不亚于春秋扬尘、魏晋风流——文有陈白沙（献章）、王阳明，武有徐达、袁崇焕，贤如孝宗、荒如武宗，恶如厂卫、奸如阉党，怪如李贽、逆有自成。至于一部“二十四史”论及史实之详尽，著史之中肯，《明史》自可为垂范之一。再至私家著史，谈迁之《国榷》、谷氏之《记事本末》计六奇之《甲申传信录》、庄氏之《明史》亦可谓勃然兴矣！这是一个出现波峰的时代——明朝，的确值得好好展读。
    大时代记录大历史，国家走至十七世纪，前后两千七百余年（上追确切纪年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下迄明朝亡国公元1644年，合计2690年）的锻造早已练就史家心手合一的刀笔——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秉笔直书”早已是史家不言自明的立身之本，纵是迫于现实不能“直书“者，“曲笔”写“正史”亦为史家恪守职业操守之典范，这一点，《明史》中可谓俯拾皆是：
    《明史?本纪十一?景帝》论及英宗还朝：“甲申，遣侍读商辂迎上皇于居庸关。丙戌，上皇还京师。帝迎于东安门，入居南宫。帝帅百官朝谒。庚寅，赦天下。”这样一番君臣兄弟劫后合和的场景读史者不难明其做作，而史家心内平和，话锋未转，却足以令闻者戚戚“十一月辛亥，礼部尚书胡濙请令百官贺上皇万寿节。十二月丙申，复请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门。皆不许。”权力腐蚀人心乃至于此。至于景帝落下一个“暴崩“的结局也是唏嘘之外更无他言了。景帝本纪赞曰：“而乃汲汲易储，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终于舆疾斋宫，小人乘间窃发，事起仓猝，不克以令名终，惜夫！”夺门臧否，史家不言，一声“惜夫”，褒贬岂无？
    诚然揣摩曲笔需颇费一番周章，令人不甚爽快，至于一杆“曲笔”为尊者讳，历代亦是颇有微辞。但是否应就此作为诟病史家的论据，个人倒是觉得无甚大碍：直笔也好，曲笔也罢，读史的妙处在于阅读矛盾（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议论）以及背后隐藏的史家的真实感情，读出曲笔后的意味可能更是读史者的“得大自在”。因而品读有着一串光鲜尊号谥号的明朝皇帝的冲动也非完全源于欣赏臣下填满赞誉的辞藻，甚至阅读曲笔后的他们多半是源于侦探般抽丝剥茧的心理，一部明史的确穿插着他们中不在少数的坎坷人生和惨然处境：即便是身前如何了得，怕是身后亦是一片狼藉。这一点“历史侦探”高阳先生早已是敏锐的观察者和先行者，一部《明朝的皇帝》写尽了“君一国帝天下者”的或歌或讽的人生活剧；而鲁迅先生的“激扬文字”是走了极端，骂得尽兴，不过细细想来作下一句“几是流氓、变态”的论断还是能博得些许青眼的：大抵先生“怒其不争”多半还是带有些“哀其不幸”的！
    于是————
    静下心，搁下书，放下思想：他们是高贵的有权力的皇帝，而作为家国双方“共享”的君父，他们有着自身和“家天下”的博弈之苦；剥离了一个皇帝的属性，他们同样有着自己身为人子人夫人父的难言之隐。或许，他们悲哀怅惘的苦涩是属于过去的，但咀嚼和回味的确是留于当世的。析读他们的不幸和悲哀，多半也算作自己在纷繁间收拾一下杂乱的欲念，打理一下散乱的人生，也姑且算作曲笔后的他们教会自己得些人生的“大自在”吧。
草草非文，聊为引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