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胡适传》：个案分析 　　 　　从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他的走红并非始于90年 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论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 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这批文章的读者一定比今天读《文化苦 旅》、《山居笔记》的人还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读 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胡适传》等等。（这些文章均明确署名“余秋雨著” 或“余秋雨等著”，至于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写的文章还有很多。考 证出这些文章确实系余秋雨所写并不困难，因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认，但很多 当事人都还健在。）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风格，即把鲁迅先生利用来 作为他们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这篇文章谈的是鲁迅的杂文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余秋雨歪曲鲁迅所说的“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 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 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 ——也就是邓小平所走的道路。这是鲁迅先生去世后30多年发生的对鲁迅思想最 无耻的“强奸”行径之一。今天那些为余秋雨先生优美的文笔倾倒的中学生和大 学生们，那些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 他们尊敬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也会写出以上那样恶劣得不能再恶劣的文字来 呢？ 　　 　　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 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 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自从 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 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 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 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 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 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 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 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 ‘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 “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 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 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 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 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 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读到这里，我简直瞠目结舌了。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时代，他一定是雍正皇 帝的宠臣，他来帮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狱，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满清王朝根 据“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而兴起的文字狱，比起余秋雨的想象力来， 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想，皇帝会放手让最聪明的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 而余秋雨先生也会干得游刃有余。可惜啊可惜，这么一个天才却生错了时代，在 我们这个时代，他不得不写写《文化苦旅》这样的小文章来混饭吃，更大的天赋 ——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这是历史上铁板钉 钉的记载。那么，如何解释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呢？仅仅是淡化是不够 的，还要彻底抹杀。余秋雨是大批判文章的大手笔，当然善于信口雌黄、黑白颠 倒。他写道：“要宣传崇洋媚外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 显然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 起了一贯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比起秦桧当年给岳飞安“莫须有” 的罪名来，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你胡适虽然也是在推动白话文运动， 但你是出于邪恶的目的来推动的。所以，我们照样要全盘否定你。说你白，你就 白；说你黑，你就黑。这样的奇思妙想，非天才不能有也。宋高宗要是知道有这 样的天才，一定会感叹说，没有跟余秋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否则一定要“大用” 他。 　　 　　余秋雨在概述胡适在1921年的活动时说：“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 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 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 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够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够勾结！”三个排比，气 势磅礴，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风格。真个是“杀人不见血”。 　　 　　《胡适传》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个典型。当然，它还不算余秋雨最 恶劣的文章。文学史家王尧先生通过对这篇传记的分析，得出余秋雨“大文化散 文”的雏形早在那时就开始了孕育，真是一针见血。 　　 　　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 　　 　　鲁迅先生生前尖锐批评过上海的无行文人。他画龙点睛地概括说，这类人属 于“才子”加“流氓”。所谓“才子”，就是说他们的确才气很高，诗词歌赋样 样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流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无论古今，凡是没 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 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上海是出“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的地方，这个城市最具有“中国特色”， 同时也是中国最像西方的城市。鲁迅说，这个地方云集了一批“西崽”和“洋场 恶少”。鲁迅很不喜欢这个城市，但当时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在上海与 “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们战斗着。 　　 　　鲁迅当年痛斥过的汉奸文人、《文坛登龙术》的作者、今年已经活到一百岁 的章克标，现在又开始在上海蠢蠢欲动。这名“老寿星”屡屡在报刊上接受采访， 大谈百岁老人如何睿智地看待一个世纪的风烟云云。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时候，他 “委屈”的表示，鲁迅当年“误解”了他，可惜先生死得早，不然会有“和解” 的机会云云。而且，章克标居然还登出征婚广告，征求老伴。鲁迅先生不在了， 要是地下有知，一定又会写出精彩的文章来。这个活宝，是海派文人的典型代表。 　　 　　鲁迅先生后继无人，而章克标却后继有人，余秋雨先生不啻是章克标精神的 传人。他兼具了“才子气”与“流氓气”，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才子气”， 鲁迅曾经谈到古代许多著名的才子，如唐伯虎之流的才子，实际上不过是戏曲中 的“二丑”的角色而已。具体到余秋雨，他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谈 历史，谈人生，谈艺术，谈自己美丽的妻子马兰，真是无所不谈，才气纵横，就 像周星驰在电影中的夸张说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王东成先生说，他 从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够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 这一评价极为准确。（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说“流氓气”，钱理群 先生在分析鲁迅所说的“流氓”的概念的时候指出，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 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 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 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 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持自己的私利。所以这种人，鲁迅 统称之为“流氓”。（钱理群《说“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 出版社1999年出版。）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会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者 们献媚，充当“官”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90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 又横空出世，从幽暗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 年的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 得得心应手。最火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凤 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说，余秋雨对此“兴奋得不得了，急着要展开他第二个文化 苦旅”。本来这一活动是著名记者唐师曾策划的，但余秋雨居然大言不惭地将创 意据为己有。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 　　 　　在各地的巡回讲演中，余秋雨装出一副宽容的态度来，胸襟广阔地谈论身边 的一切，却不涉及自己。他对文革、对皇权时代的暴力很宽容，却不宽容针对自 己的批评；他歌颂皇帝们，歌颂跟自己类似的才子们，却对自己身边老百姓的苦 难持冷酷的态度。我想起波普的一段话：“知识分子尤其容易犯的那些罪恶：傲 慢，近乎教条主义的自以为是、理智的虚荣。所有这些都是小的罪恶——不像残 酷那样的大罪恶。”（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余秋雨轻描淡写地回顾文革，就是一种罕见的残 酷。所以，以上波普所说的所有罪恶他都具备了。 　　 　　鲁迅先生说，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所说的话作 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账”。 这正是余秋雨不回忆、不忏悔的根本原因。鲁迅说，中国人要抹杀旧账，办法太 多了，比如出过一回洋，到国外去一圈，回来，没事了；生一场病，游几天山水， 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觉，或者自打几个嘴巴，或者滴 几滴眼泪，照样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就白一白眼睛，反 问道：这就是我的账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歪曲我吧？有的时候连眼睛白也不 白，因为白眼睛也挺麻烦的。联系余秋雨对自己的过去的叙述，简直有“孪生兄 弟”一样的效果。他在《山居笔记》中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生了病，到乡下疗 养去了，所以有幸逃过浩劫；他在岳麓书院演讲的时候则对某学者的提问不置一 词。或者滴水不漏，或者反戈一击，总之，运用种种手段来让自己从历史中脱钩 ——就像魔术师一样，即使被重重捆绑着扔到海底，也能够奇迹般地逃生。 　　 　　余秋雨这样绝不忏悔的人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文化”的人，这是中国知识界 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正如钱理群先生在论述鲁迅深恶痛绝的流氓文 人时所说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 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当一个社会发生混 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就会出 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们把语言的游戏性发挥到极点。也可以说，语言的游 戏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几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 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泡沫政治，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 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钱理群《论“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 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忏悔：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余秋雨的不忏悔，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中 国人，都患了这个疾病。余秋雨仅仅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个案而已。我“揭露” 余秋雨，不是跟他这一个人找茬，而是希望通过对他的剖析透视中国的文化的传 统和现实。直到今天，在中国，忏悔一直是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不管是文革的亲历者，还是文革后出生的人，都面临着“文革之后怎么办？” 的问题，就像所有德国人都面临着“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样。骇人听 闻的罪恶已经发生，它是何以发生的？它会不会再次发生？它是否已经将毒素注 射到我们的血液中了？然而，缺失忏悔传统的中国，很容易轻轻放过这些问题。 　　 　　洪子诚先生在谈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时，作了三个层面的分析：“第 一，在一个重大的，尤其是带有‘灾难性’的影响到广大民众生活命运的历史事 件之后，个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责任’问题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是‘强者’ 也罢，是受害的‘弱者’也罢，都不能说是与自己无关而脱离与‘历史’的关系。 第二，人们对于这种‘责任’的承担与反省，却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有的勇敢 地面对‘真实’，有的则以各种方法回避（‘健忘’就是其中一种）。面对‘真 实’者可能是出自外部的压力，也可能是来自个人良知的驱使、鞭策。第三，最 使人感到不安和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最该‘愧怍’者因‘健忘’等原因 而心安理得，不必怎样愧怍者有可能受良心折磨而畏缩迟疑，而继续在‘生存竞 争’中落伍。”（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出版。）余秋雨先生正是这样的一种“心安理得者”，正是因为这种“心安理得” 使得他“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在“新时代”的竞争中获得了可以同当年的竞 争相媲美的、甚至超越了当年的成功。 　　 　　而巴金先生采取的另一种态度，一种主动忏悔的态度。巴金确立了这样的原 则：从解剖自己开始。反省，首先要进行对自我的审判。本来他是受害者，但毫 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精神上的缺陷：“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起 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 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巴金《随想录》）与巴金 先生的良知和勇气相比，余秋雨卑琐的人格昭然若揭。本来他在当时充当的是打 手和帮凶的角色，他比巴金先生更应当忏悔和反思，但是他却轻易让自己过关， 当年他是戴着白手套“杀人”的（被他所写作的大批判文章直接或者间接地害死 的善良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今天他只需要轻轻松松地把沾满鲜血的白手套 摘下来就算与历史“拜拜”了。 　　 　　对于文革，余秋雨当然算不上罪魁祸首，还有许许多多比他负有更大责任的 政治人物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知识分子在整个文革中，处于受迫害的一极，即使 是像余秋雨这样的“红人”，也不过是被利用者罢了。对于历史，我们应当尽量 抱宽容的态度，正如波普所说：“宽容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 孰无过，我们一直在犯错误。因此让我们互相谅解对方的愚行。这是天赋人权的 第一个原则。”（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自我忏悔的基础上， 对于那些犯有罪行却死不忏悔的人，我们不能一味地宽容——纵容了恶的力量， 也就伤害了善的力量。 　　 　　在西方，近半个世纪来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奥斯维辛以后的神学”来。这种 神学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永远不忘奥斯维辛遇难者的惨叫……奥斯维辛是， 并且永远是一场对我们认为神圣这的一切所犯下的暴行。”然而，在中国这个缺 乏宗教传统因而也就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里，除了巴金先生以外，很少人直面文 革的惨剧。正像任不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善于遗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鲜耻。德国 宗教学者默茨认为：“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者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 取其回忆开始的。……受难回忆总是重新面对政治权力的现代犬儒主义者。” （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余秋雨的遗忘和不忏悔，再一次充当了专制主义的帮凶，再一次对历史犯下了重 大的罪行。这一次犯下的罪行，甚至比当年参加文革写作班子的罪行还要严重。 他由于自身对责任承担的恐惧和道德的缺陷、理性的软弱，陷入了毁灭记忆的疯 狂之中，从而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我不禁想起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段话：“没有 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 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的方式。”（肖斯塔 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的良知的人，一个履历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 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却奇迹般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 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 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他的文章是优美的、流畅的、有 感染力的。喜剧以正剧的方式登场了——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剧。 　　 　　任不寐先生在论述忏悔意识时，特别强调自我的忏悔。忏悔意识不仅用批判 理性批判分析他人，更多的是用批判理性反省自己。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先生 是中华民族最具有忏悔精神的人之一。任不寐认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罪恶同 样内在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回避和抗拒罪恶；只有我们意 识到我们面对罪恶的懦弱是如何可耻时，我们才会表现出抵抗罪恶的道德勇气； 只有我们意识到自己也可能犯同样的罪恶或至少萌动同样邪恶的欲念时，我们才 能最有说服力最公平地拯救罪人（无论是通过法治还是宗教宗教）和开展理性的 批评。”（任不寐《向自由忏悔》） 　　 　　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 “将来”。假如我们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失去了对苦难的记忆、对罪恶的记忆、 对责任的记忆，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幸福和详和的生活便永远没有保障。假如我们 的历史还是像积淀了仇恨、愚昧和迷狂并且反复释放的《二十六史》，那么我们 的将来也必然是其中某个章节的重演而已。 　　 　　这就是我“不放过”余秋雨先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