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丽思

　　记得那是10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问题刁钻古怪，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你要小心……”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经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地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了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地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头头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的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结冻得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全都瞪大了来回地盯着三个人，教授，我，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过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台湾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睛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是的，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未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

　　“除台湾省外，先生。”

　　“那么，”教授侧着身子，搓搓手看着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接过了我的话：“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市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上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鼓般展了开来，随即生气：“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2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感慨万千。我站了起来，狠狠地用眼盯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一字一字地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笑着像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了，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除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选自1922年第12期《读者文摘》

在教室中的虽然只是一段对话，但这段对话关乎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性。文中的我聪明机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面对教授的刁难，不卑不亢，随机应变。

身为中国人的我们，都应该要有民族自豪感。

身为一个中国人理应堂堂正正，永远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在异国他乡的课堂里，我见识到了一个中国人为捍卫祖国的威严而筑起的城墙，坚硬不可摧毁！

我们不再是东亚病夫，我们站起来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