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炮轰文学界，你的看法呢？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cul/2006-05-15/12219865940.shtml
《南都周刊》

“我国近年大量文学作品，已堕入了用尽心机出风头的陷阱。有的虚构‘痞子雷锋’，胁肩谄笑；有的大摆地摊，向洋人兜售假国粹；有的为‘我大汉’‘我大唐’‘我大清’涂脂抹粉，与太监比奴性；有的故作‘先锋’‘前卫’状，似艰深文浅陋；有的用“下半身”写作，贩卖无耻，所有下三滥的伎俩都使出来了。”

——近日，在武汉举行的胡发云作品《如焉@sars.come》的学术研讨会上，丁东、赵诚、崔卫平、傅国涌、邓晓芒、李工真、程亚林、赵林等众多思想学术界的学者向当下中国文学开炮。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

【袁伟时】

老学者袁伟时曾经总结：“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缺少什么呢？一个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他们都不知道；也缺少现代法学的常识；还缺少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结果一说思想解放，就往男女关系上解放”。

【崔卫平】

女学者崔卫平介绍，“我有很多文学界的老朋友，我觉得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老朋友当中继续关心思想学术界话题的比较少。”崔卫平遗憾地说，思想学术界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一个相当长足的发展，一些话题的进展起码可以说超过了从1949年到1989年的全部成果，而“持续关注这种东西的作家少之又少。”

【丁东】

思想学者丁东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基本看法是：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当有人谈到“当下的文学写作缺乏思想”时，丁东的回答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

【傅国涌】

青年学者傅国涌说：“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青年学者傅国涌认为，近年来小说领域没有产生什么震撼人心的大作品，也没有诞生足以令我们怀抱敬意的作家；普遍的现象则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回避现实，避免碰钉子。他认为，这同样缺乏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是的，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过日子，人生本来也需要一点娱乐，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个只允许娱乐的民族早已娱乐过度，其次是娱乐之外能还做点什么呢？作为小说家，难道只能去选择那些娱乐自己、娱乐别人的题目吗？只能玩玩文字上的才气过日子吗？假如这样，小说的存在连金庸当初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那种意义都比不上了。小说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存在，我想起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例，他的小说够市场、够市民化、够畅销，但骨子里还是有人性、有善恶，有褒贬，有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今天的大多数小说连这样最简单的功能也没有了。”

【谢有顺】

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作家日益从主流现实中退场，日益丧失思想创新的能力，到现在，作家越来越成了一个平庸者的群体，在许多关键时刻，作家的声音往往都是缺席的。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的。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这同样是严峻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界一些学者对文学现状的批评，也不失为一种善意的提醒。


学者们特别指出，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公共生活的很多层面都非常分裂，包含极端的对立和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文学最好的源泉，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诞生的一个契机，也是对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新的考验；作家如果回避了这些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就是自动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90年代以来，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或者说进步），其实仅仅局限于思想界，是小众游戏。即使那些攻读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也有不少只是把获取学位当作入世（好工作）的一种手段。对于包括大多书作家在内的最广大中国人，主要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犬儒主义作为处世哲学。这不是某个人的错，我们需要深刻检讨犬儒主义甚嚣尘上的原因，从体制上改变犬儒主义滋生的大环境，这恐怕不是一个容易等待的转机。

加之媒介如此发达，为最平常的人提供了成为引人注目的写手、歌手的可能，新一代面对唾手可得的名声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有多少甘愿“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老一代又有多少愿意沉重地思考，孤独地呐喊，把眼球经济拱手让给他人？

思想界炮轰炸文学解，不知道“炮轰”二字是报纸记者的创造还是思想界的原话，总之，文化大革命的词汇虽然富有震撼力，还是少用些好吧。这次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批评，总比不批评要好些，这是我的看法。“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是注意之后呢？使局面改观的大环境尚未形成。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7285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作者王晓渔

聋子之间的对话——我看文学界与思想界的辩论赛

                             　　“假戏真做”

谁会想到，一场小型的作品研讨会居然引发一场激烈的虚拟讨论会：几位思想工作者（“思想界”）对文学的批评，迅速引起文学工作者（“文学界”）的反击？事情的缘起是在武汉举办的胡发云《如焉@sars.come》研讨会，这种活动每年大概有数百次，这次既不是“新闻发布会”式的新书促销，也不是“全明星阵容”式的高峰论坛，小说早已刊发在2006年第1期的《江南》上，单行本尚未出版，参加者接近半同仁，举办地点也非京沪粤等“故事高发地区”。按照惯例最多是当地晚报的百字新闻，如今成为一个文化事件，这不能不说是媒体修辞的功劳或者圈套。

《南都周刊》的新闻标题是《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封面更是增加了一个补语：《思想界炮轰文学奖无良无知》。每一个词语都仿佛炸药，能量十足。可是，在词语炸药四处开花的今天，这种报道更像拍摄电影时使用的烟雾弹，视觉效果远远大于它的杀伤力。不少读者对这种媒体修辞非常不满，甚至大为光火，斥之为“哗众取宠”。我一向对“思想界／文学界”这种集团式的描述不以为然，对“无良无知”这种道德辞令更是避之惟恐不及，但我对这种标题却没有那么愤怒。首先，广大群众还处在对这种新闻喜闻乐见的阶段，媒体很难超越上帝们的需求；其次，我更愿意把这种新闻当作娱乐新闻，以游戏的态度观看，愤怒者把它看作揭黑打假的社会新闻，这只能说他们对媒体的报道过于当真了，对所谓的“思想界／文学界”过于当真了。

无中生有的不仅是媒体，还有那些愤怒者。正是在后者的努力下，一份“座谈会纪要”最终变成一场“大专辩论赛”。虽然无中生有，却事出有因，在这么一个公共讨论受到重重限制的时代，它是转移精神力比多的权宜之计。正如“超级女声”本来无非是一场选秀节目，但是在众多知识分子的想像和介入下，变成了对中国未来进程的打量。既然有不少作家或批评家认真起来，我们就不妨“假戏真做”，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向大专辩论赛看齐！
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上夺冠，此后各种规模、各种级别的辩论赛迅速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最佳辩手成为他们的“终极目标”。一点《白话XX》式的经典知识，一点《读者》式的哲理，一点《演讲与口才》式的技巧，构成制胜法宝。辩论赛以培育思考和论辩能力的名义阻碍了思考的丰富性和论辩的有效性，它在成就“最佳辩手”的同时也毁灭着那些有志青年。更为重要的是，辩论赛的规则不仅控制着大学生，也控制着学者。戴新伟先生就“思想界／文学界”之争撰写评论《对方辩友的言论完全证明了我方证明的正确》，这个标题直接点出双方的辩论赛逻辑。在议题设置、辩论规则、辩友划分、评判标准等各个层面，此次论争都向大专辩论赛看齐！

先把问题设置成正反对立模式，再把相对的问题绝对化，并且寻求一个标准答案，辩论赛常常这样设置议题。当年“舌战狮城”的决赛便是围绕“人性本善”进行辩论，这个题目已经事先排除了“性无善恶论”和“善恶二元论”，我们知道“性善论”和“性恶论”经过2000年以上的争论一直无法说服对方，可是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辩论赛却要就这个问题辩出高下。辩论赛的中心议题一般会排除中间状态，直接设置一对正题和反题，虽然它们是一种相对关系，但是为了在交锋中取胜，双方都会将自己的观点推向极致。此次辩论赛围绕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展开，思想界代表队认为文学要和现实、生活、思想发生关系，文学界代表队则认为思想者回到“政治干预文学”的老路子上了。于是，双方捉对儿厮杀，一时间刀光剑影。

只要仔细阅读双方的发言，就会发现这是“厮杀”，更是“聋子之间的对话”。比如残雪称傅国涌说的“思想”内涵很模糊，有点像主流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如果对傅国涌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不亚于他与残雪的距离，何况从新闻中根本看不出傅国涌有这个意思。而思想界对文学的批评，也有隔岸观火的感觉，比如丁东先生一边批评当下的先锋作家，一边为先锋作家名单里没有胡发云感到可惜，“先锋作家”在他那里具有了完全相反的含义。双方都不是无懈可击，可是这种挑错式的辩论规则究竟有多少意义？大专辩论赛不是思想交流是战斗，这种短兵相接需要一招致命，所以双方尽力寻找对方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思想界”和“文学界”把自己降低到大专辩论赛的水准，即使得胜也只不过是自得其乐的安慰奖，两者更需要对话，更需要站在对方的肩膀上。有效的争论从来都是建立在基本共识上的交谈，双方围绕一些不可通约的前提“自说自话”，只能成为“聋子之间的对话”。

在大专辩论赛中，“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真实想法基本无关。辩友（虽然也称对方为“辩友”，其实是“论敌”）划分主要取决于辩手的来源：同一阵营即使出错也要勉力维护，对方阵营言之有理也要挑三拣四。此次“思想界”和“文学界”不乏“自我表扬”，最多的是“批评”对方，却很少见到“自我批评”。这也使得双方的语气和神情都如同大义凛然的烈士怒斥临阵脱逃的叛徒，一幅真理在握的样子。在大专辩论赛的评判标准里，思考的深度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主要在于语言、表情等外在因素。从这一点来说，此次“文学界”和“思想界”的表现都可以拿到高分。

正反对立的议题设置，自说自话的辩论规则、安内攘外的辩友划分、以外养内的评判标准，都说明此次“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争论有成为大专辩论赛的趋势，虽然唇枪舌剑、刀光剑影，却伤不了对方的筋骨。

                              　　饥饿的读者和浮肿的写作
批评到此为止，我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前面所说的辩论赛症状。现在不妨跳出“界”外，从头说起，谈谈胡发云的小说《如焉@sars.come》。大概是3月份，听说这本小说京城纸贵，我就追星式地将杂志买回，并且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它匆匆读完。之所以读这么快，一方面是因为其中的情节比较刺激，比如对现实和虚构的“非典”的穿插书写，不乏挑战禁区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有耐心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不少地方跳了过去。当朋友问到对这部小说的感受，我有些首鼠两端：一方面它让我失望，语言以短句为主，这在海明威已经逝世45年的今天，已经谈不上什么特色，有些对话更是冗长甚至沉闷；另一方面它对很多事件和问题的文学性反应，会唤起我的阅读热情。

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就在于选题，它探讨了民间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诸如让思想部落的“失踪者”重新显影，而这一点正好与参加作品研讨会的思想工作者们契合，又长期被文学工作者们忽略。但是以选题来评判一部小说，恰恰属于我一向反对的“题材决定论”。小说给予的不是文学快感，而是违禁快感——这就像称赞一个运动员勇气可嘉，你很难说这是赞许还是批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很多文学工作者聪明地绕开一些众所周知的难题，使得关于那些难题的阅读和写作都缺乏积累，它们的标准和水准也不断降低。这就产生了饥饿的读者和浮肿的写作，读者一旦见到某些题材的写作就会饥不择食，写作碰到这种题材却无力应对，只能按照过去的套路继续浮肿。

《如焉@sars.come》的所有不足，非但不能说明这种写作需要终止，反而说明它需要继续操练，只有建立在大量写作练习（哪怕是要扔到废纸篓的写作废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我们期待的作品。否则，读者只能继续饥饿，写作也只能继续浮肿。

很多问题在好／坏、善／恶、是／否这种大专辩论赛式的问题框架里只能被简化，更适合用“如何”、“怎么”、“为什么”来讨论。比如争论中提到文学和市场的关系，把市场当作文学的原罪或者把市场当作文学的福音，都是一厢情愿。一味讨论市场对文学是好还是坏几乎毫无意义，原罪和福音往往结伴而来，我们不可能二选一，只能照单全收，但是我们也不是无可作为，完全有可能改变它们的比例。思想和文学绝非敌人，目前的问题不在于双方互相干扰，而是双方的交流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需要共享的常识未被双方接受，从而变成“异见”。正如残雪所说，思想者需要补补文学常识；也正如袁伟时所说，文学界需要补补现代政治学的常识、现代法学的常识、中外历史的常识。只要是公民就需要拥有常识，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当然不可能拒绝。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对话姿势也不必定格在“反唇相讥”，而是需要“躬身自问”。此次争论所涉及的话题，几乎都不是开天辟地的，此前都曾有过无数的讨论和研究。回避前人的“肩膀”，试图直接超越，最终只能原地踏步走。双方的观点如同挥动的双臂，这种“钟摆运动”姿态优美却一无所获，因为它的出发点与目的地重合，。

我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很容易有“和稀泥”之嫌，“有话好好说”的劝架方式从来不受欢迎。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傅国涌先生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与当下文学缺少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关怀有关；既然如此，拥有这些品质的胡发云们，与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们的差距又要归因于什么因素呢？也就是说，“思想界”（不仅是“思想界”）认为中国文学的问题是远离现实、生活和思想，缺乏良知；我的问题是，为何中国的文学工作者（不仅是胡发云）即使贴近现实、生活和思想，拥有良知，依然无法产生自己的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