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转载

小胡同忆旧

我居京的资历太浅。五十年代北京还保留了小胡同的盛景，我没有出入逛过。常住的东总布胡同像一条长长的小街；几个总布胡同都在这个方向，直拔拔的，在此没能领会胡同曲里拐弯的妙趣；也不知所住各式人等的喜怒哀乐。这个总布胡同我也没问清楚它的来历典故，当时常记着作家不是坐家，在北京，我只能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至今我深深地记着的只有两条胡同。 1956年深秋，我调中国作协，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后院。东四王府大街筑了文联大楼，作协的大本营已移到该处，22号成了宿舍。记得冯牧来京看病时，住在22号的东院，原天翼同志住过的房间，他的老朋友老韩照料着他的生活。若冯牧有什幺事要我帮忙，老韩就会及时地告诉我。之后冯牧做大手术，也是老韩陪伴着，直到他去小汤山疗养。

老韩是一个忠厚平实的北方汉子，他住在西城的一条小胡同里。熟识之后，我曾和李纳去拜访过他。记得那天，我和李纳挨个儿瞧着那一带胡同的字牌，转弯抹角终于找到叫小拐棒的胡同，一阵惊喜。北京有许多胡同的名字小字开头，大约是古远的居民对它的昵称。拐棒实在地小，成了一条胡同的名称，也是有来由的吧！

那天在老韩家初见苏大姐，才知道老韩原是苏策的姐夫。我们过了半天北京人乐呵呵的家庭生活。苏策和冯牧是幼年时的朋友，冯牧病了，苏策在云南，以姐夫相替来关心、照料冯牧，童年时建立的友谊竟那么真挚地存在着！八十年代我在车中再见小拐棒胡同，心中一紧，1980年在云南苏策就告我，老韩已在“文革”中故世，我时有再也不见这个好人的遗憾。

还有一条胡同，也是小字开头：小羊宜宾，是小羊尾巴的雅称。北京的胡同不少以动物的一个部分命名，如我也熟悉的象鼻子后坑。与我近乎同乡的葛琴，住在小羊宜宾胡同的深处。我在1957年离京前去过几次。隔了二十年，才有机会通过赵堂子胡同去找葛琴，过去的驾驶班长老曹，把我送到他熟悉的“邵荃麟家”。

不知为什幺宅子的围墙拆了，几间小屋，裹在惨淡的月光之下。我在西首的一间找到了主人，她好像住在一张双层铺的下面。满头白发，可还是巍凛凛地坐了起来，细看是我，双手把我抱住，我们都泪流满面。

酷似荃麟同志的小孙孙，在一旁冷静地对阿姨说：“你看奶奶激动了！”我知道激动不利于中风后的病人，马上收住泪水，把她的泪水也轻轻揩去。

二十年的感伤一起涌上心头。葛琴是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老革命战士，也是荃麟不能须臾相离的助手、贤妻。一个走了，一个这样病着，她一肚子的话却说不出来。

后来我再去看她，这里已属大雅宝胡同，大约这只角正挂在前面胡同的尾巴上。从这走出去就是新辟的宽敞大道

                          ——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

【背景材料】

    一、自报家门（汪曾祺）

    我是1920年生的。3月5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据说要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才能被选为“拔贡”。他有相当多的田产大概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却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他同时又是一个免费为人医治眼疾的眼科医生。我们家看眼科是祖传的。在孙辈里他比较喜欢我。他让我闻他的鼻烟。他教过我读《论语》，还教我写过初步的八股文，说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那年我才13岁）。他赏给我一块紫色的端砚，好几本很名贵的原拓本字帖。一个封建家庭的祖父对于孙子的偏爱，也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

    我的生母姓杨。杨家是本县的大族。在我3岁时，她就故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个人住在一间偏屋里，和家人隔离了。她不让人把我抱去见她。因此我对她全无印象。我只能从她的遗像（据说画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从父亲的画室里翻出一摞她生前写的大楷，字写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亲是读过书的。她嫁给我父亲后还能每天写一张大字，可见她还过着一种闺秀式的生活，不为柴米操心。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间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来不常作画，以“懒”出名。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几乎所有的中国乐器我们家都有过，包括唢呐，海笛。他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细他会糊风筝。我父亲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我父亲是个随便的入，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本县读的。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这些佛像塑得很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了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我自小学五年级至智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A）。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我读的高中是江阴的南菁中学。这是—座创立很早的学校，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这个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史。但我买了—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相合。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常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之。

    1939年，我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到昆明，得了一场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烧超过四十度。护土给我注射了强心针，我问她：“要不要写遗书？”我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晃晃悠悠进了考场。考完了，一点把握没有。天保佑，发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我成不了语言文字学家。我对古文字有兴趣的只是它的美术价值——字形。我一直没有学会国际音标。我不会成为文学史研究者或文学理论专家，我上课很少记笔记，并且时常缺课。我只能从兴趣出发，随心所欲，乱七八糟地看一些书，白天在茶馆里，夜晚在系图书馆。于是，我只能成为一个作家了。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

    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多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我很喜欢阿左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茀金妮·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1948年初春离开。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

    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

    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不想到武汉就被留下来接管文教单位，后来又被派到一个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自1950年至1958年，我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的比喻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已。但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1958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4年。

    这4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上（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1962年初，我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一直到现在。

    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75岁，写作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我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因此数量很少。过了60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近两年逐渐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杜甫诗“座下人渐多”，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我算个什么样的作家呢？   

    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开国以后，50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这说得严重了一点。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平沂，风平舞雩，泳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写得实在非常的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我很喜欢宋儒的诗：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说得更实在的是：

    “顿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   

    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许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选自《语文学习》1995年第11期）

    二、北京的坊巷胡同（姜纬堂）

    北京建城的历史虽然可以远溯到3000余年前的周初蓟城，但今北京城的基址却始于720年前兴建的元大都新城。元初奠定的坊巷胡同制度，历经元、明两代没有大的改变，至清，这种制度仅保留于外城及城关，内城则为八旗所代替，到清末并旗、坊为区，民国以来区之辖域与数目屡有变异，今区下又有地区如厂桥地区、大栅栏地区之类，其他如街巷胡同制度，则相沿未变，只是不断丰富、完善而已。

    北京街巷中，称胡同者居多数，称街者次之。俗称北京“有名胡同三千六，无名胡同赛牛毛”，此并非夸张，而是基于事实的概括。截至1949年末，北京城区有名的街巷为3074条。其中，胡同，1330条，街274条，巷111条，道85条，里71条，路37条。之所以呈此数量，是因为有大批街巷直接以标志物或依据物为名，如称“院”者有115条，称“庙”者为68条，称“园”者为57条，称“营”者为55条，称“门”者为55条，称“厂”者为54条，称“寺”者为53条，其他称“井”“桥”“湾”“沿”“坑”者也都各在30条以上。由于胡同是北京街巷的主体，因而习惯把“街”“巷”之类归于胡同，既简化，又符合北京特色。就笼统而称胡同言，说“有名胡同三千六”，应属接近事实。至于“无名胡同赛牛毛”，亦非虚语。北京胡同间隔甚宽，元大都基本是三进大四合院的距离，外城虽远非如此规范，但一般也不是数进小四合院所能占尽，故除临此胡同或背此胡同（临彼胡同）之四合院外，中间余地建院，必赖小胡同为出入通道。这种情况，外城也是如此。由于存在着大量缩进去的门户，也就产生了大量无名小胡同。此小胡同中或只一户，或三、五户，名不胜名，故诸多无名小胡同都合于其所出口之有名胡同中。谓其多如牛毛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除数量众多外，北京街巷胡同的另一特色是历史悠久。其绝大多数，或始于清，或始于明，或始于元，虽或更改名称，但一般也只是采用同音、谐音之法，因此不难上溯其渊源至清、至明、至元。论其历史，二三百年者并不稀奇，三五百年者所在多有，六七百年者亦非罕见。个别如今宣武区之南线阁、北线阁街，可溯源至已有千年的辽南京燕角楼，法源寺街更可溯源至1300余年前的唐贞观间所建愍忠寺。究街巷胡同格局的肇建、变迁，名称的源起、嬗替及其间的人事沧桑，合而便是一部丰富、生动的北京历史。独立而言，也多具时代与历史印迹，有许多掌故。如此广范围、大群体地历时千、数百年，不仅遗迹犹存，而且仍服务于今世，其名犹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仍有生命力，这在世界范围内均属奇迹。除晋、唐而下的早期石刻以至《析津志》等文献所载者以外，今天仍保存有1560年成书的北京坊巷胡同名称的系统记录，即明代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后代有专书，累加记载。绘于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图》更形象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北京街巷胡同的实际。此书、此图，以及它们开创的传统，为后世提供了探稽坊巷胡同格局变迁、名称嬗替的可靠依据，这同样是北京可以称雄于世的世界之最。  

    惟其群体庞大，历史悠久，致使北京坊巷胡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这些内涵可从三个方面来领略。

    （一）坊巷胡同格局的肇建与变迁：格局是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的体现，因此从其规划产生或自发形成之日起，便具有明确的文化内容。而其在不同时代所经历的变迁、异动、更迭，也会印上不同时代思想观念乃至社会伦理的烙痕。如元代的中央衙署散布全城，是基于传统的五行及形胜观念，明之集中衙署于皇城前，体现了皇权的集中，民国之辟皇城垣又反映了皇权的覆没。由此可见，一些街巷格局的变迁，并非偶然，而是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市民文化乃至早期个性解放观念、城市管理制度及其指导原则而转移的。

    （二）街巷胡同名称的起源与嬗替：名称的拟定，固然有多种途径，但无不铭刻着时代色彩，体现着时代的文化风貌。总铺胡同后虽讹作总部胡同、总捕胡同、总布胡同，但实源起于元、明的铺、甲制度，此制后废，其名因而讹传；沙剌市之沙剌，和胡同一样皆属蒙语，而牛录胡同、昂邦章京胡同，则又系满语，无不记录着这两个兄弟民族的统治者曾经以北京为其都城，至于牛巴巴胡同、王老师傅胡同等，则又是长期生息于此土的回族在北京街巷胡同名中留下的铭记。从海波寺街、海北寺街的同异中，可以知道“北”之古音为“伯”。从南深沟、北深沟等名的联系中，可以印证其地为古之水道。从岗、坡、洼等名，可以窥见数百年前该处之地形地貌。从以椿树、柳树、槐树为名的街巷胡同甚多这个事实中，可知其为北京地区的乡土树种。总之，举凡文化的层层面面，多可于坊巷胡同名中，得其征象，获其答案。

    （三）街巷胡同所经历的人事沧桑：街巷胡同就是一座历史舞台，多少震撼人心的事件，多少历史人物的活动，乃至衙署机构的兴革，坛庙祠宇的盛衰，市肆厂作的演变，府邸宅第的起落，皆以此为依托，而不停地上演。平凡者的奉献，伟大者的奋斗，权势者的所为，贫弱者的疾苦，白丁发迹，王孙没落，善行，劣迹，嘉言，遗泽，奇闻，异事，吟咏，著述，风俗，民情，恩恩怨怨，风风雨雨，真可谓洋洋大观。庄王府之毁，赵家楼之火，铁狮子胡同的枪声，……言之痛切，闻之兴感。非仅为掌故，也是珍贵的世事记录。

    由此三条途径，大致可以获得北京历史文化的基本轮廓。想要了解北京，无妨自北京的坊巷胡同始。

    若综合北京街巷胡同之历史变迁，仅其前后名称，即可列举七八千个。本卷旨在对北京街巷胡同的文化表现作概括介绍，既非名录，也非大全，只能择要略述以勾画轮廓，难作详叙。因以原城垣内为范围，城门外者不计。北京街巷胡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大举更改，因本书重点在介绍传统文化，故对此期间的更名，多从略。

    （选自陈文良主编《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教学思考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应试味”太浓，亟需改革，语文教改实验就是要探讨一套适应高中语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办法。语文教学多年来提倡人文教育，怎样体现在课堂教学中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文化熏陶课就是要通过语文学习对学生进行人文熏陶，本教例整堂课基本上围绕这一思想来选择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环节。在语文教学中贯彻人的教育、人文思想的熏陶。因此，课堂上具有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把僵化的教材还原成活生生的生活，在枯燥的课堂上注入浓浓的人文气息。让学生设身于这种氛围中，反反复复地体验，获得语文的营养，唤起为人为文的思考，一步一步感化。通过这种熏陶，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人格水平。这种尝试无疑给沉闷的高中语文教学带来一股新鲜气息。